戰後70週年(第六篇).奴化教育強逼學日文 假藉和平誘民臣服

報導 : 潘有文

攝影 : 覃福榮∕受訪者提供∕互聯網

日軍統治馬來亞期間,蹂躪全馬各地人民,姦淫據掠,罪行滔天!

3位分別來自柔佛和吉蘭丹,年齡介于78歲至85歲的長者,分享在日治期間的回憶,提醒大馬人民不要忘記戰爭的殘酷以及和平的可貴。

此和平非彼和平!

日軍入侵馬來亞后,人人爭相逃難,避免落入蝗軍之手,否則輕則被拷打審問,重則失去性命。

在現年78歲的海鷗集團董事經理陳凱希的記憶中,依然記得日軍愛用“和平”這詞,要求躲在深山的人們回到自己的家園。

1941年年終日軍入侵馬來亞后,所到之處如蝗虫過境,寸草不生,人心惶惶,許多人都趕快往深山里躲。

當年年僅七、八歲的陳凱希和家人,居住在柔佛州居鑾,為了性命安全,就與其他人一起到令金(Renggam)的深山內,躲了起來。

殺雞敬猴警誡勿抵抗

那時,日軍即將到居鑾的消息傳出后,當地人敲桶大聲奔走相告,開始了逃難的生活。

經過了數個月,日軍就安排了翻譯員,即當時人們私底下稱之為漢奸,兼懂華語和日語者,廣傳已經“和平”的“訊息”,要求躲在深山者回到家中,並且表示日軍不會殺害平民。

日軍說不傷害人民,並不是事實,他們往往會依靠消息來源,把一些疑是資助或支持抗日活動人帶走審問,確認並非抗日者后,才釋放這些人。

“我的親友中倒是沒有被日本軍殺害的,只是有人在逃難過程中被某些毒虫咬傷,無藥可治而去世。”

然而,陳凱希表示,還是有親人被抓去審問,日軍連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也不放過,此舉相信是要讓其他人乖乖臣服于日軍。

他的父母皆是老師,日軍就要這類知識分子學日文,然后教導其他人讀日語,讓小孩學日文和唱日本國歌。

與自行投入日軍懷抱自甘當漢奸者不同的是,這些被逼學日語和教日文的老師,民眾並不當他們是漢奸。

日軍此舉是用透過語言進行奴化教育,讓馬來亞人臣服于日軍,但從最后的結局來看,並沒有起著多大效用,反而讓人記著日軍野蠻和殘暴的一面。

事實勝于雄辯,日軍的殺戮行為,讓人覺得害怕和可惡,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日治期間,陳凱希偶爾在大路上會看到一些屍體,相信是日軍或為了殺雞敬猴,警誡民眾不要有反抗日軍之心。

當時,他與親人經過居鑾市區一些地方,總會看到一些懸掛在建築物的人頭,這讓他稚幼的心靈心生畏懼,大人也會不寒而慄。

日軍口中的和平不是和平,馬來亞人民期待的和平,需要等待日治3年零8個月后才到來。

單身女性早婚保身

日治期間,日軍的擄姦惡行讓許多雲英未嫁的女生,放棄挑選如意郎君的權利,女性家人擔心女兒受辱,也急于找男性嫁出女兒。

陳凱希表示,他的叔叔是一名殺豬屠夫,當時一般上福建人與客家人不輕易聯婚,但是卻有一戶客家人找上叔叔,愿意把女兒嫁給他。

“我的叔叔有一名助手,他18歲的姐姐和家人擔心遭日軍抓走,于是就讓女兒早點結婚。”

他指出,雖然女性早婚未必絕對安全,在別無選擇之下,當時許多女性都較早婚。

他的叔叔是在一間雜貨店一角售賣豬肉,陳凱希在雜貨店內幫忙,因此對于這一樁婚事至今印象深刻。

派餅乾奶水逗樂孩子

小孩子年紀小不懂事,但聽聞親人談論日軍的殘暴,弱小心靈也會驚懼。

但是,畢竟是小孩子,在三餐不能溫飽的年代,能有一些不一樣的食物,依然會讓他們喜不自勝。

陳凱希記得,每逢周六日軍就會派發一些餅乾和牛奶水給民眾,這對于小孩子來說,可是非常高興的事,都會期盼這個日子的到來。

“不是沒有憎恨,而是害怕。但是從來沒有擁有過的東西,拿到還是會覺得高興。”回首這一段“貪吃”的歲月,陳凱希不禁莞爾,但笑容中還有那一段令他不舒服的回憶。

真正的和平很寶貴

美軍投在日本長崎和廣島的兩顆原子彈,讓日軍無條件投降,和平終于真正來了。

陳凱希指出,日軍投降的消息,隔了一段時間才傳到他居住的地區,當時也不知道日軍投降的時間和原因。

沒有報紙,沒有通訊,當時只能依靠人口相傳,真正和平到來時,一樣讓當時的人們雀躍萬分。

“隔了一些時間才知道日軍投降,和平這個詞在那個時代很寶貴!”他無限唏噓的說。

日治影響個人政治方向

經過日治那一段淒慘的歲月,日軍的野蠻和殘酷,讓那一代人的心中除了厭惡,也有仇恨。

陳凱希表示,這一段經歷讓他明白需要對抗不公平的事,爭取合理的對待,埋下他長大后對抗英殖民帝國的種子,也走上政治的道路,加入勞工黨。

“日軍無人性的行為,讓我在懂事后,會分辨朋友和敵人。”小時就這些因素,把爭取自由平等的觀念深植在陳凱希的心中。

憲兵部夜傳拷打者哀嚎聲

譚麗屏與家人居住的地方靠近海關,以及后來日軍作為憲兵總部的建築物,這讓他有著兩種不同的經歷。

日軍進駐哥市后,貨船在海關河邊附近靠岸后,士兵就會把米扛下船,沿途會落下一些米粒,小孩們就會沿途拾米粒。

“兵士並不會趕我們,還會給糖果或摸摸頭。”她猜想,那些士兵或許有兒女,因此有這樣的舉動。

但是,相較這個畫面,憲兵部每晚拷打疑是抗日者而傳出的哀嚎聲,就反映出日軍暴戾的一面。

日軍初來時,她隨著家人逃到瓜拉吉賴山芭避難,住了約兩個星期,因為聽說日軍並沒有擾民,就回到哥市家中。

然而,日軍夜間拷打抗日人士的哀嚎聲依然出現,在她幼小的心靈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漢奸也有無間道

逃難的時代,富有人家預先另置居所,避開日軍的侵擾!

今年85歲的吉蘭丹華人歷史及文化協會會長黃崇銳,日軍來到前,他知悉富有人家往“山頂”(深山)搬去。

“英軍在那個時候撤退,這裡的有錢人,早在“山頂”,如東馬岸(Temangan)一帶,以樹膠園作為掩護,建了別墅。”

像他一家家境貧窮的民眾,就只能在日軍登陸前的最后時刻,才能決定要去何處避難。

之后,由于日軍只是憑情報尋找抗日人士,因此沒逐戶敲門找人,他最后也留在哥市。

“我的家人或親人沒有被捉,反而是對面家庭有人被捉,那是籌賑會的秘書。”這全是漢奸通風報訊。

但是,據他所知,漢奸中也有“無間道”,就是暗中幫一些人,協助這些人逃走,或是疏通日軍內的人。

日本欠大家一個道歉

二戰結束至今已有70年,德國、意大利已認錯和賠償,並且得到全世界的原諒,唯有日本至今依然沒有悔意,未有做出正式與有誠意的道歉。

對于經歷過日治的黃崇銳與譚麗屏夫婦而言,日本死不認錯,讓人非常痛心。

“有錯還死撐,永遠錯下去,可能還會再犯錯!”譚麗屏坦言,至今對日本人有依然有著很深的埋怨,因為日軍造成人命和財產損失極大。

他們表示,如果日本願意道歉,曾經受難的倖存者或會選擇原諒,但內的痛楚依然存在,因為失去的人已經難以挽回。

二戰激發大馬華人抗爭精神

二戰日侵留給大馬人許多慘痛的回憶,但它也激發起許多人願意奉獻的精神,尤其是對不合理的壓迫和剝削說不!

“二戰培養很多英雄烈士,讓下一代傾向于革命性。”陳凱希指出,大馬華人有別其他國家華人,具有犧牲的精神,敢與日軍抗爭,即使手無寸鐵,也有方法找到武器戰鬥。”

他表示,大馬華人的革命精神,除了受到二戰激發,也由于懷抱著中華文化的傳統,由當年在中國的反清復明精神,到中國本土的抗日戰爭,讓許多生活在大馬的貧苦中下層人士,願意付出犧牲的精神。

“當年中國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就有不少生活在馬來亞的人,他們去到中國抗戰,其他還有南僑機工抗日等,皆讓后代子孫覺得光榮。”他說,這些因素都激發華大馬華人敢于追求公平和自由的風氣。

日軍在東南亞和中國殺戮,許多國家都豎有紀念碑和公墓,但數量或都不及大馬的多。

據他所知,在大馬就有超過百座二戰紀念碑和公墓,而且大馬每年都有不少公祭,這說明大馬人尊敬先輩,同時不忘日寇的殘忍行為。

“祭拜先輩更希望有和平,對和平的渴望和訴求強烈,因此只要有這樣的時機,就會舉辦公祭活動。”

譚麗屏:父避難病故兄遠走泰國

現年80歲的譚麗屏,居住在吉蘭丹州哥打峇魯,日軍入侵時,她年方5歲,年紀雖小,已知道日軍的可怕。

她指出,當時父親有捐錢給支持抗日的團體籌賬會,日軍來到時,已有漢奸向日軍告密,所幸有人及時相告,父親才得以逃過魔掌。

日軍對于有人支持抗日絕不手軟,家中其他男丁也會一併有罪,因此譚麗屏兄長必須離家,選擇到泰國陶公府投靠叔叔。

她的父親由于不願離開家園,選擇到瓜拉吉賴的樹桐芭躲避;雖然,山芭內有人協助照料親,無奈父親由于飲食不適而病逝。

日軍在丹州一段時間后,她的兄長知悉日軍未對他有所行動,最后才回到丹州繼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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