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斯 Anas Zubedy︰新经济政策的利与弊（二）

新经济政策曾带来甚么好处？

有很多。我列举其中7个：

1)新经济政策成功减少赤贫。

根据官方数据，我国的赤贫户巴仙率，在1970年是49.3%，1990年降至15%，并进一步于2009年降至3.08%。

2) 新经济政策成功重组经济

新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土著拥有的财富由2.4%增至19.3%；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大马人的财富占有率超越目标，达到46.8%；外国人的财富则减至33.9%。

在2008年，土著拥有的财富微增至21.9%，非土著减至36.7%，外国人增至41.4%。不同的报告有不同数据，但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实施比起实施前的2.4%／34.3%／63.3%，更公正和持续分配了国家财富。

同时，在1990年新经济政策届满后，受聘于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公用设施业等工业的土著，大大增加。在专业、技术等领域，以及在行政和决策阶层，土著人数也有所增长。

3)中产阶级的土著人数大量增加

今天，在管理层和专业领域的土著占了很大比例。这一切很大归功于新经济政策。

4)国家免于因赤贫及财富分配不匀而起的社会不安

新经济政策对创造社会和谐，攸关重要。

5)新经济政策对国民团结十分重要

新经济政策促使不同的族群投身不同的领域，许多行业不再由特定的族群主宰。新经济政策使得马来西亚不同的族群进入所有的专业领域，使大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更均衡。新经济政策是属于一个马来西亚的政策，一个促进国民团结的平台。

6)目前种族交融更密切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商人除了只聘用自己的同族人，更倾向于聘用同籍贯的乡亲，福建人爱请福建人、广东人爱请广东人、古吉拉特人爱请古吉拉特人，由以前到现在，福建人、广东人或其他族裔的人都有这种界线分明的现象。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倾向于使用跨族群的视野，而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前，一个族群本身也是存在分野的。

7)新经济政策的最大贡献是使各社群都不再贫困

1970年，占了半岛40%人口的社会最低阶层，人均收入只有76令吉，1990年时增至了421令吉；沙巴人的收入由68令吉增至390令吉、砂拉越人的收入由74令吉增至436令吉。收入只达赤贫人士一半的极度赤贫人士，在1990年的人口减至4%，到2008年减至1.8%。数百万户家庭得以脱贫，这是值得我们骄傲和庆幸的事。

新经济政策的失败之处？

新经济政策其中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很多非土著没有受惠。贫穷的印度人，特别是住在园坵者，至今仍是其中一个贫穷群体。数据显示，非土著的财富在1990年增至46.8%，但当中44.9%属于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大马人仅各占1%和0.7%。

印度人赤贫问题迫切需要受到关注。我们不能任由他们活在穷困中。兴权会和它在2007年举行的兴权会运动，就反映了印度人对经济失衡的不满和不安。我们既有一个像新经济政策的稳当行动方案，就不该有人被抛在后头。

同时，新经济政策也被滥用。一些有能力的人，本不该受惠，却也从中捞到好处。我认为，这是许多大马人不满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为何会被滥用？

首先，我们处事并不透明化。在公共政策草创时，我们必须列明可为和不可为之事。事情必须一清二楚。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除贫，我们便须清楚言明，新经济政策的照顾对象是穷人，富人不能受惠。做不到这点，便是滥用。

其次，我们必须清楚说明，新经济政策不是一个永久的枴杖。当人们的处境改善后，我们必须逐步撤除扶助。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扶贫，却不会让社会变得有依赖性。

第三，把新经济政策的年限定在20年是错误的。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一个这么庞大的社会工程，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能只用数十年，就扭转500年来殖民期形成的现况。

（译：余佩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