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納斯 Anas Zubedy︰新經濟政策的利與弊（二）

新經濟政策曾帶來甚麼好處？

有很多。我列舉其中7個：

1)新經濟政策成功減少赤貧。

根據官方數據，我國的赤貧戶巴仙率，在1970年是49.3%，1990年降至15%，並進一步于2009年降至3.08%。

2) 新經濟政策成功重組經濟

新經濟政策推出之后，土著擁有的財富由2.4%增至19.3%；華人、印度人和其他大馬人的財富佔有率超越目標，達到46.8%；外國人的財富則減至33.9%。

在2008年，土著擁有的財富微增至21.9%，非土著減至36.7%，外國人增至41.4%。不同的報告有不同數據，但整體而言，新經濟政策實施比起實施前的2.4%／34.3%／63.3%，更公正和持續分配了國家財富。

同時，在1990年新經濟政策屆滿后，受聘于礦業、製造業、建築業和公用設施業等工業的土著，大大增加。在專業、技術等領域，以及在行政和決策階層，土著人數也有所增長。

3)中產階級的土著人數大量增加

今天，在管理層和專業領域的土著佔了很大比例。這一切很大歸功于新經濟政策。

4)國家免于因赤貧及財富分配不勻而起的社會不安

新經濟政策對創造社會和諧，攸關重要。

5)新經濟政策對國民團結十分重要

新經濟政策促使不同的族群投身不同的領域，許多行業不再由特定的族群主宰。新經濟政策使得馬來西亞不同的族群進入所有的專業領域，使大家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更均衡。新經濟政策是屬于一個馬來西亞的政策，一個促進國民團結的平台。

6)目前種族交融更密切

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前，商人除了只聘用自己的同族人，更傾向于聘用同籍貫的鄉親，福建人愛請福建人、廣東人愛請廣東人、古吉拉特人愛請古吉拉特人，由以前到現在，福建人、廣東人或其他族裔的人都有這種界線分明的現象。我們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傾向于使用跨族群的視野，而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前，一個族群本身也是存在分野的。

7)新經濟政策的最大貢獻是使各社群都不再貧困

1970年，佔了半島40%人口的社會最低階層，人均收入只有76令吉，1990年時增至了421令吉；沙巴人的收入由68令吉增至390令吉、砂拉越人的收入由74令吉增至436令吉。收入只達赤貧人士一半的極度赤貧人士，在1990年的人口減至4%，到2008年減至1.8%。數百萬戶家庭得以脫貧，這是值得我們驕傲和慶幸的事。

新經濟政策的失敗之處？

新經濟政策其中一個最大的失敗，就是很多非土著沒有受惠。貧窮的印度人，特別是住在園坵者，至今仍是其中一個貧窮群體。數據顯示，非土著的財富在1990年增至46.8%，但當中44.9%屬于華人，印度人和其他大馬人僅各佔1%和0.7%。

印度人赤貧問題迫切需要受到關注。我們不能任由他們活在窮困中。興權會和它在2007年舉行的興權會運動，就反映了印度人對經濟失衡的不滿和不安。我們既有一個像新經濟政策的穩當行動方案，就不該有人被拋在后頭。

同時，新經濟政策也被濫用。一些有能力的人，本不該受惠，卻也從中撈到好處。我認為，這是許多大馬人不滿新經濟政策的原因。

新經濟政策為何會被濫用？

首先，我們處事並不透明化。在公共政策草創時，我們必須列明可為和不可為之事。事情必須一清二楚。如果我們的目標是除貧，我們便須清楚言明，新經濟政策的照顧對象是窮人，富人不能受惠。做不到這點，便是濫用。

其次，我們必須清楚說明，新經濟政策不是一個永久的枴杖。當人們的處境改善后，我們必須逐步撤除扶助。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扶貧，卻不會讓社會變得有依賴性。

第三，把新經濟政策的年限定在20年是錯誤的。要在這么短時間內完成一個這么龐大的社會工程，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們不能只用數十年，就扭轉500年來殖民期形成的現況。

（譯：余佩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