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任平︰文化工業批判與詩藝提升

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這么個稱謂，首先由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學派的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提出，他們兩人看出文化規模化、標準化、“商品化”（commodified）對文化的衝擊，對文化創意的侵蝕。

文化生產由于其市場導向，傾向福特主義（Fordism）的壓低成本、大量生產，文化素質變成次要考慮，文化產品千篇一律，怎能不走向平庸甚至惡俗？

班雅明的“機械式生產”（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一說，可謂一語中的，讓我們瞭解文化工業的操作性。關德興拍《黃飛鴻》，一炮而紅，他與石堅分別演黑白人物，同樣的程式，換湯不換藥，居然拍了100多部《黃飛鴻》影片。

后來李連傑在徐克導演安排下飾演黃飛鴻，多了一個十三姨，添加了一點柔情蜜意，改變了關德興、石堅的剛性組合程序。李連傑與關芝琳的剛柔組合，拍了多部《新黃飛鴻》，頗為市場受落，這種好景維持了大約10年，終于被市場淘汰，最后一部李關組合的《黃飛鴻》，混搭西方牛仔戲片段，讓我們目睹它花開荼薇。

文化工業的項目林林總總，電影只是其中一環。流行小說家瓊瑤以《窗外》（1963）成名，接下來絡繹不斷的文化複製有《幸運草》、《煙雨濛濛》……到了1986年才出現疲態。

大家都知道，金庸在《明報》寫武俠小說，乃為勢所迫，當時的《明報》銷路太差。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份漏掉肯尼迪總統被刺大新聞的報章，其資源之匱乏，可想而知。讀者買《明報》，是為了追看金庸的武俠連載。等到《明報》的銷路上了軌道，金庸騎虎難下，無法不續寫武俠。

詩最有機會魚目混珠

今人研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居然用“金學”稱之（相對于研究《紅樓夢》的“紅學”），實在是過譽之詞。金庸的武俠系列，其間雷同的細節，數不勝數；情節犯駁之處，亦不勝枚舉。看“爽”的讀者，當然不會去理會這些。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化工業產品，置之于廟堂供為“金學”，那對藝術家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嚴肅文化構築的精英文化（如《紅樓夢》研究），顯然是不當的，甚至是不公平的。

國內的文學表現，小說散文的好壞，很難躲得過報章文藝副刊編輯的法眼，只有詩這種文類最有機會魚目混珠。2003年張景雲兄在《有本詩集》的序言裡（頁4），提醒詩人宜乎有精英意識，可謂有先見之明。

“一首詩是冷藏語言的方式，它防止語言腐爛”（A poem is a form of refrigeration that stops language going bad），詩人靜待靈感來訪固然不對，沿襲昔日的創作思路，不思變、不去嘗試新形式，創作猶似骨刺增生是：“不長進”。寫詩絕不能機械式生產，亦不允許自我拷貝。我們不能讓詩創作淪為文化工業的規格式生產。如果詩壇出現偽詩的泡沫，我們應該挺身而出戮破它。如果自己的創作出現自我模仿現象，用你的下一首詩証明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