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乒乓外交呈函中國領導人 曾永森為建交探水溫

報導：余佩妮
談起馬中建交，不得不提起一個重要人物，這名華裔領袖是借著“乒乓外交”，成功接洽中國方面的人，從此令馬中掀開建交序幕，這個人就是敦拉薩任首相期間的首相署特別任務部長─丹斯里曾永森。

曾永森當年也是大馬乒乓聯總總會長。他當年接到中國邀請信函后，即向敦拉薩請示；敦拉薩希望曾永森趁此機會“探水溫”，了解兩國是否可能建交。

儘管遇到一些阻礙，但憑著過人的觀察力和能力，他最終把敦拉薩一封以奧林匹克體育會會長身分書寫的信函交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手中，中國開始感到馬來西亞的善意，兩年后成功建交。

曾永森日前接受《中國報》時，娓娓道出當年馬中建交的過程。

曾永森指出，中國當年剛申請加入聯合國，很需要其他國家支持，因此，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特別推行乒乓外交，我國也受邀參加。

敦拉薩下很大政治賭注

“敦拉薩當時在1969年513事件后因東姑阿都拉曼退休而接任首相職不久，我當時是聯盟（國陣前身）秘書長，我去中國一定要得到聯盟主席，即敦拉薩的同意。”

他說，敦拉薩是很有智慧和膽識的領導人，即想到有沒有可能趁機與中國進一步建交。

“建交不是這么簡單，如同結婚一樣要想后果，當時馬來西亞共產黨勢力強大和具威脅，共產黨在馬被認為是非法組織，中國共產黨又與馬共有聯系，因此與中國建交是要冒險的。”

他指出，要達到建交目標和消除東南亞緊張局面、把恐懼氣氛緩和，處理馬共問題，這樣的遠見和策略，敦拉薩當時是下了很大的政治賭注。

“敦拉薩最后認為，雖然馬中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但異中求同原則下，可建立邦交。”

少聯絡但彼此關照

曾永森指出，馬中兩國不同時代的最高領導人有不同表達友誼的方式，有熱誠時也有忙碌時代而少聯絡，但兩國領袖們都很重視彼此的友誼。

“以現在的眼光看來，當年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很熱誠，敦拉薩和周恩來等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他指出，現在現代化，大家都很忙，如同鄉村朋友之間的友誼，與城市的友誼有所不同，是方式不同而不是心不同。

“鄉下天天有機會見面感情很好，城市可能一年見一次，但不代表就忘記了你，不見是因為大家很忙，不能如鄉區時代常常見面，但我知他們的心里面是彼此關照的。”

他說，敦拉薩過后的兩任首相敦胡申翁和敦馬哈迪都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關係很好，尤其馬哈迪與中國關係特別好，包括與總理朱鎔基很談得來。

“同樣的，納吉與中國前副總理溫家寶及現任主席習近平也談得來。”

敦拉薩眼光獨到

曾永森說，敦拉薩眼光獨到，才在當時排除眾東協國家的壓力，讓馬來西亞成為首個與中國建交的東南亞國家。

“因為當時的情況在東協國家中是危機重重，當時共產黨在東南亞很活躍，很多專家都認為共產黨國家橫掃東協國家這一塊是遲早的問題。”

他說，東南亞都很害怕，甚至擔心共產黨是以橫風掃落葉方式過來，有些政治觀察家認為會有骨牌效應，一個倒另一個也倒，10國就這樣倒完，這一塊全成紅色（共產黨）地區。

“當時，東協也沒任何一個國家想到如何面對和處理，大家只是觀望和聽天由命，如果真的來的話，沒有人或什么計划能夠面對和阻擋。”

幸好30萬中國移民留下

曾永森說，馬中建交40年后的今天，他最大感想，就是幸好當年30餘萬名中國移民沒有登記返回中國。

“當年談論馬中建交時，因30餘萬在馬來西亞持紅色身分證（永久居留）華裔的去留而膠著，我最后建議由這些人自行決定保留中國國籍或做馬來西亞永久居民，最后這些中國移民几乎都選擇留在馬來西亞。”

他說，馬中兩國的憲法都不允許國人有雙重國籍，因此一旦建交，在馬來西亞持有紅色身分證留下來的華裔成為一個問題。

“敦拉薩不舍得國家失去這些國民，討論建交當初就這樣一度膠著了。”

曾永森說，雖然他最后的建議解決問題，有些人說他眼光獨到，但其實成功就是獨到，不成功就是害到大馬政府了。

艱難時期建交更可貴

曾永森認為，我國與中國建交時是對方很窮困的時候，多年來建立的友誼，不是這么容易摧毀。

“中國當時是很窮困的國家，不如現在般有錢和富強，我們去中國，深圳還是漁村，全中國包括北京、上海、廣州都沒有商業熒光燈或廣告燈。”

他說，馬中建交基礎建立在兩國最困難時期，相信無論發生馬航MH370事件或其他，不會一下子破壞40年邦交情懷。

“兩國關係40年來不斷提升，雖然馬航事件的中國家屬講了很多話，也有人感覺兩國因此次事件而造成負面影響，遊客不來，但相信兩國關係不變。”

文化交流如同“煎魚”

另外，曾永森說，馬中政治和經濟關係密切；文化開始有交流，並以“煎魚”來形容兩國文化交流，不能以大火來煎，否則會燒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