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是一門相對新穎的學科。Semiotics是舊稱，索緒爾（F.Saussure）以降，學者多稱之為semiology。從最淺易的交通燈紅橙綠談起：青代表安全，是可暢行的符號；橙代表緩行、準備停車，是警示的符號；紅色代表危險，是危險的符號，車子得停下來。香檳慶祝喜慶事，玫瑰代表熱情和愛。符號學有趣之處，不在于尋找意義是什么，而是意義怎樣被創造出來。
正如Apple並不是意義（當然你可以說A for Apple，蘋果是它的意義），今日Apple是喬布斯與他開發的智能手機的符號。天秤是國陣的符號，兩端平等，選民看了心裡有安全感，藍色令人舒暢，猶勝枸杞明目。數十年以來，國陣就靠顏色與圖案配搭成的天秤符號，把柔性、祥和、公平的意義創造出來，貫輸進選民的潛意識裡。
符號有一特征，它是專斷的。為什么紅色是危險，青色安全可暢行？且看港台股市：紅色的數字反映股價升，青色反映股價跌，可見色彩符號並非置諸天下皆準的，其他符號亦然。曼德拉──這位入獄27載的政治家──他是爭取民族權益、無畏無懼的鬥士；Mandela成了捍衛民族權益的符號。林連玉維護華文教育，不屈不撓，他的名字成了捍衛民族教育的符號，道理相同。
符號可分為三大類：1.象征性，2.圖像的，3.索引的（indexical）。曼德拉、林連玉是象征符號; 香檳、玫瑰是圖像符號；曼德拉、林連玉是民族權益的鬥士，是索引符號。“能指”（signifiers）與“所指”（signified）是社會認同建立的。烏雲是降雨的符號，咳嗽傷風是感冒，藍天白雲代表天氣晴朗，意義是這樣產生的。明乎此，讀者就把握到結構主義的優勢與缺失。
專斷文學批評有缺陷
伊戈頓（Terry Eagleton）指出：“結構主義在某方面說是相當不具備歷史意識的……不過問作品產生的背景。索緒爾一開始就抑制了或忽視了語言交代了一些當時的現實與歷史。”美國耶魯學派結構主義只顧尋索字質、意象、張力在語文框式（context of meaning）的上下文內產生的意義。這正是70年代盛行于台灣文壇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崛起與危機。
把李商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蜡炬成灰淚始干”，詮解成造愛過程。蜡炬是陽具，“淚始干”是“射了精”，當然是荒謬的。結構主義新批評把作品視為一獨立的主體，不必理會作者的處境、際遇與時代背景，就作品論作品。這種專斷的文學批評，其缺陷不言可喻。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顏元叔與葉嘉瑩兩位教授的論辯。
艾柯（Umberto Eco）的研究超人漫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日本時裝衣飾、流行小說的關注。梅茲斯（Christian Mertz）甚至把電視影片當作一組符號來研究，發掘/發現符號（符號群）的“內涵”（connotation）與“外延”（denotation）力量。符號是專斷的，想像會飛翔。各種商品、藝術品均可藉本身的內涵、外延能量蛻變，並衍生出不可思議的夢幻色彩。我是用這大策略寫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