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25万人登记仅465捐献成功 家人反对是主因

专访：国家器官移植资源中心全国首席临床经理拿汀法希拉医生
报导：甘安琪
（吉隆坡12日讯）国家器官移植资源中心全国首席临床经理拿汀法希拉医生指出，截至目前，仅有465名成功捐献的其中最大原因是遭受家人反对，大多数家属不了解死者意愿，因此导致错过捐献最佳时间。

她说，很多人已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但没有告知家人，因此家属在接获至亲逝世消息后，没有办法知道死者真正意愿，就算当医生拿出死者的同意器官捐献卡，家属依然无法作出决定。

“现今还没有真正的移植器官法令，因此所有医生将援引1974年人类组织法令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而该法令也规定相关单位有权使用死者身体任何组织或器官，作为移植、研究及教育用途，但需拥有死者生前书面或口头承诺。

死者没同意遗体归家属

“若没有死者生前同意，家属或至亲能代替死者签署同意书，因为一旦人们逝世，遗体将归家属所拥有。”

法希拉接受《中国报》专访时指出，在25万5983位已登记的器官捐献者当中，不是每个人都会随身携带同意器官捐献卡，且在医生无提醒，加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就这样浪费一个捐献机会。

到底向家属表达意愿有多重要？法希拉举例，一名小男孩出席器官捐献觉醒运动时，向父母表达了想捐献的意愿，但因父母无法接受就未登记为器官捐献者，但小男孩在一次跑步中突然倒下，被诊断出脑中动脉瘤破裂而导致脑死，父母那时更果断地替男孩签下捐献同意书，拯救不少人。

“我们都不知道明日会发生什么事，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一个普通的想法只要让身边人知道，就算你还未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都能像该名男孩一样，完成自身心愿及帮助更多人。”

医生扮演重要角色

法希拉披露，在死者逝世后，医生首先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且对家属还在伤心情况下，仍要求捐献器官的请求感到不舒服，甚至部分医生用太过直接或错的方式寻求家属同意，这令到原本还沉浸在悲痛情绪中的家属，更抗拒该项建议。

“医生在器官捐献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卫生部也积极给予在职医生训练，让他们时刻记得他们不是为获得器官，而是有责任提醒家属完成死者意愿，不要再错失能获得捐献的机会。”

她指出，设立了医生需遵守的标准作业程序，让询问家属意见成为一种惯例。

须依程序法律进行

法希拉说，捐献器官必须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法律才能进行，以确保所有手术都能在安全及小心的情况下进行。

她解释，每个医生会先积极抢救捐献者性命，但若捐献者进入脑死状态，医生也依然会使用医疗仪器维持捐献者性命，那是因为还须做一系列的测试，才能宣布其死亡。

她说，在做完第一次测验的6小时后，医生还会进行第二次测验，惟有这样，才能真正断定脑死，院方也只在这之后询问家属意愿。

有部分民众认为医生为获得器官，而忽略抢救工作，她则强调，拯救医生与处理器官捐献的医生是毫无关联的。

“该小组里的成员都有自身工作及专业，当发现有潜能捐献者时，他们会一起合作，让整个捐献过程如取得家属同意、获取死者器官、运送器官及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等都能顺利进行。”

大众渐接受器官捐献

法希拉指出，虽然从1976年至今年5月，全国同意捐献者数量仅有总人口的0.8%，但比起过往，现今社会已逐渐能接受器官捐献，并开始接受所有资讯。

她说，早期当医生接触家属时，家属完全无法接受，甚至辱骂医生；如今家属虽不会马上签署同意书，但已能听取医生建议和解释。

她指出，当中心举办各种觉醒演讲时，有民众因害怕一度不敢踏进讲堂，但听完讲座后，马上表示没想像中可怕。

“器官捐献往往与死亡有一定关联，所以人们害怕接触，甚至不去想这类话题，忽视眼前资讯，也不敢与身边人谈起相关话题，因此必须克服民众恐惧。”

法希拉认为，虽然捐献数据不高，但大马人依然友善及充满关怀。

“一名两岁又9个月的孩子，分别捐献了肾脏给予12岁及17岁的患者；一名90岁的老年人签下同意书，显示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器官依然完整，就能帮助别人。”

透过教育传达资讯

法希拉强调，国家器官移植资源中心从不强迫人们捐献器官，只希望能透过各项教育及措施，把更多资讯传达出去，让人们把捐献器官成为民众闲话家常的话题。

她说，很多家属在死者捐献后，并没有想象中悲伤，反而觉得治愈，因除了完成死者心愿，也能让其他人继续活着。

“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把它变成闲话家常的话题，让它成为学生写作文的题目，让它成为电影题材，让人们进行讨论，只有这样，大家才会重新思考、接受并向更多身边人宣扬该想法。”

她披露，卫生部已进行了多项觉醒运动，务必让器官捐献“普及化”，就像人们能够接受捐血活动一样。

她建议，除了要向身边人传达想法，其实捐献者也能询问身边人意愿，以在面对任何意外时，都能清楚明白自己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