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25萬人登記僅465捐獻成功 家人反對是主因

專訪：國家器官移植資源中心全國首席臨床經理拿汀法希拉醫生
報導：甘安琪
（吉隆坡12日訊）國家器官移植資源中心全國首席臨床經理拿汀法希拉醫生指出，截至目前，僅有465名成功捐獻的其中最大原因是遭受家人反對，大多數家屬不了解死者意願，因此導致錯過捐獻最佳時間。

她說，很多人已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但沒有告知家人，因此家屬在接獲至親逝世消息后，沒有辦法知道死者真正意願，就算當醫生拿出死者的同意器官捐獻卡，家屬依然無法作出決定。

“現今還沒有真正的移植器官法令，因此所有醫生將援引1974年人類組織法令來進行器官移植手術，而該法令也規定相關單位有權使用死者身體任何組織或器官，作為移植、研究及教育用途，但需擁有死者生前書面或口頭承諾。

死者沒同意遺體歸家屬

“若沒有死者生前同意，家屬或至親能代替死者簽署同意書，因為一旦人們逝世，遺體將歸家屬所擁有。”

法希拉接受《中國報》專訪時指出，在25萬5983位已登記的器官捐獻者當中，不是每個人都會隨身攜帶同意器官捐獻卡，且在醫生無提醒，加上家屬不知情的情況下，往往就這樣浪費一個捐獻機會。

到底向家屬表達意願有多重要？法希拉舉例，一名小男孩出席器官捐獻覺醒運動時，向父母表達了想捐獻的意願，但因父母無法接受就未登記為器官捐獻者，但小男孩在一次跑步中突然倒下，被診斷出腦中動脈瘤破裂而導致腦死，父母那時更果斷地替男孩簽下捐獻同意書，拯救不少人。

“我們都不知道明日會發生什么事，因此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一個普通的想法只要讓身邊人知道，就算你還未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都能像該名男孩一樣，完成自身心願及幫助更多人。”

醫生扮演重要角色

法希拉披露，在死者逝世后，醫生首先會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且對家屬還在傷心情況下，仍要求捐獻器官的請求感到不舒服，甚至部分醫生用太過直接或錯的方式尋求家屬同意，這令到原本還沉浸在悲痛情緒中的家屬，更抗拒該項建議。

“醫生在器官捐獻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衛生部也積極給予在職醫生訓練，讓他們時刻記得他們不是為獲得器官，而是有責任提醒家屬完成死者意願，不要再錯失能獲得捐獻的機會。”

她指出，設立了醫生需遵守的標準作業程序，讓詢問家屬意見成為一種慣例。

須依程序法律進行

法希拉說，捐獻器官必須依據一定的程序和法律才能進行，以確保所有手術都能在安全及小心的情況下進行。

她解釋，每個醫生會先積極搶救捐獻者性命，但若捐獻者進入腦死狀態，醫生也依然會使用醫療儀器維持捐獻者性命，那是因為還須做一系列的測試，才能宣佈其死亡。

她說，在做完第一次測驗的6小時后，醫生還會進行第二次測驗，惟有這樣，才能真正斷定腦死，院方也只在這之后詢問家屬意願。

有部分民眾認為醫生為獲得器官，而忽略搶救工作，她則強調，拯救醫生與處理器官捐獻的醫生是毫無關聯的。

“該小組裏的成員都有自身工作及專業，當發現有潛能捐獻者時，他們會一起合作，讓整個捐獻過程如取得家屬同意、獲取死者器官、運送器官及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等都能順利進行。”

大眾漸接受器官捐獻

法希拉指出，雖然從1976年至今年5月，全國同意捐獻者數量僅有總人口的0.8%，但比起過往，現今社會已逐漸能接受器官捐獻，並開始接受所有資訊。

她說，早期當醫生接觸家屬時，家屬完全無法接受，甚至辱罵醫生；如今家屬雖不會馬上簽署同意書，但已能聽取醫生建議和解釋。

她指出，當中心舉辦各種覺醒演講時，有民眾因害怕一度不敢踏進講堂，但聽完講座后，馬上表示沒想像中可怕。

“器官捐獻往往與死亡有一定關聯，所以人們害怕接觸，甚至不去想這類話題，忽視眼前資訊，也不敢與身邊人談起相關話題，因此必須克服民眾恐懼。”

法希拉認為，雖然捐獻數據不高，但大馬人依然友善及充滿關懷。

“一名兩歲又9個月的孩子，分別捐獻了腎臟給予12歲及17歲的患者；一名90歲的老年人簽下同意書，顯示年齡不是問題，只要器官依然完整，就能幫助別人。”

透過教育傳達資訊

法希拉強調，國家器官移植資源中心從不強迫人們捐獻器官，只希望能透過各項教育及措施，把更多資訊傳達出去，讓人們把捐獻器官成為民眾閒話家常的話題。

她說，很多家屬在死者捐獻后，並沒有想象中悲傷，反而覺得治愈，因除了完成死者心願，也能讓其他人繼續活著。

“因此我們可以嘗試把它變成閒話家常的話題，讓它成為學生寫作文的題目，讓它成為電影題材，讓人們進行討論，只有這樣，大家才會重新思考、接受並向更多身邊人宣揚該想法。”

她披露，衛生部已進行了多項覺醒運動，務必讓器官捐獻“普及化”，就像人們能夠接受捐血活動一樣。

她建議，除了要向身邊人傳達想法，其實捐獻者也能詢問身邊人意願，以在面對任何意外時，都能清楚明白自己該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