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打的（搭德士），是生老病死以外人生第五苦。
首先是等，若有人平素幸福得不知等滋味，往那裏試試攔一部的士，就知味道了。即使讓攔住了，他們也像在京城自駕遊似的，不大願意讓客人佔領車廂，損了他們的自由。好不容易得償所願，司機大多怨氣十足，控訴永恆的塞車，車廂狹窄，怨氣逼人，但他們都叫司機做師傅，我們做徒弟的也不敢抱怨什么。
在台北打的，是聽故事的好時辰，全程保證無冷場，途程再長，也不知時日過。好多年前他們流行講時政，這幾年下來，先講解你到達目的地的路線圖，怎樣走就不用繞道，怎樣又可以避開瓶頸地帶，語氣中有種敬業所以專業的小傲氣。有次，一上車，司機就主動報備，之前他見沒客人，就待在旁邊那公園裏看一個由古早水管搞的裝置藝術，手指著車外一水井，說是清朝留下的建設，說完了，我們的士還沒正式開動。
啟程了，開始自報家門，從前是開茶葉店的，現在開車，但是個業余台灣發展史愛好者。台北的湖水，是從海水變成現在的淡水、開發台北市時還挖出了許多巨大的蚌、日本人就發展到這裏，然后往東就是國民政府的建設……再說下去，就要說到他跟台北市的前世今生了。
在香港坐的士，是竊聽風雲的無限續集，許多司機全程忙著跟同業以及同聲氣的同道，展開電話會議，急促零碎，很難聽完整。我見過最誇張的一次，駕駛盤上供奉了八部手機，另加對講器，堪稱最不甘沉默最樂于發聲。
的士司機最大的苦事，莫過于苦悶，所以有聲勝無聲。而以上印象所得，不同地方的士司機的不同習性，其實值得研究研究，這現象行程背后的原因，社會學家別錯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