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見聞‧穩定民主社會

報導：李毓康

當權者與欲改革者的衝突不是重點，彼此立場不同，事出有因，重要的是民運帶來的啟示。

“六四事件給我的印象深刻，對于王丹整體形象也良好，從民主抗爭角度而言，王丹一路走來為了民主爭取，箇中艱辛並不是我們可以理解的，只能說讓人敬佩。”

劉鎮東表示，真正深一層認識王丹，是在一場在校座講會。

“記得2001年2月，我在澳洲坎培拉唸國立大學，有一次聽泰國同學談及，王丹會到校辦講座，當時感興趣就參加了。”

見解比人快10年

“那一次的講座，王丹提及的民運必須反思及轉型，讓他印象深刻。對于民運的見解，當時的王丹認為，反思民運是迫切的，同時必須吸取經驗，重新出發，並從擴大民運與建設性中轉型。

唯有打破與民運人士接觸是件危險的事（儘管有時那也是事實），擴大民運的概念，使它不只局限于已標籤為‘民運人士’，而是容納所有希望中國前景健康發展成為民主社會的人士。

另外，王丹提及民主運動最大的問題不是實行民主制度，而是如何穩定民主社會。

從王丹的見解中來看，他的預見比別人快了10年，甚至更久，只能說當時情況不被允許。中國政府正努力穩定政局之際，民主改革會產生難以預測的變數，被阻止也是可以預見的。”

衝突過后，留下啟示

在25年的挑戰生涯中，經歷入獄、流放逃亡，也經歷不同時代的變革，單純從爭取民主拼鬥的出發點來看，劉鎮東認為應該給予他基本的尊重。

“他給予我的印象，思路清晰，懂得從失敗中反省學習。他的選擇，在他的那個年代並不容易，失去的往往比得到來的多，這需要不凡的勇氣與信念，才能無悔地堅持走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當權者與欲改革者的衝突不是重點，彼此立場不同，事出有因，重要的是民運帶來的啟示，深思社會改革是否迫切需要？”

正如劉鎮東在文章中曾提及：“六四是個悲劇。武力鎮壓結束了一代人的理想主義，在學生抗議的過程當中，冒進的例子比比皆是。過去20余年，流亡的學生領袖並沒有太好的紀律和個人表現，也讓一些人對當初的學生運動反感。無論如何，在歷史的當下，勇敢地面向未知、面向強權的人性光輝，仍然應該受到歷史的記載。王丹，就交由歷史去評價。”

民主訴求：反對不平等壓迫

長期以來，人們陷入“認識”民主的歷史性困局之中。

早前，人們要麼用民主的理想來衡量民主的現實；要麼用現實的民主觀照民主的理想，因此，造成人們對民主的理論與現實的困惑！

一生研究民主的政治學博士達爾（Robert A.Dahl）則顛覆了傳統的民主的認識方法論，將民主區分為理想的民主與現實的民主，並提出了各自判斷的標準。

當然，民主的理想形式與現實形式是有區別的，這也是對民主進行批評和辯護時常常混淆的地方。如達爾所言，現實的民主形式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這不意味著因此就可以否定民主，需要瞭解的是民主是什么，以及為什么要貫行？

受邀擔任《王丹看大馬》講座嘉賓的居鑾區國會議員劉鎮東，以及前馬華副總會長顏炳壽，將于本月22日，就主題《民主的發展：從海峽兩岸三地到大馬》，與王丹暢談各國的民主形態。

劉鎮東表示，簡單來說，民主的理想，在歷史上曾是爭取民主生存權的強大思想武器，它曾鼓舞著人們為爭取民主而勇往直前。人們爭取民主的熱情，來自對封建壓迫的不滿。

反對封建壓迫

然而，人們對封建壓迫的最大感受就是不自由、不平等，而民主則被看作是維護自由與平等的最好制度安排。因為，民主的根本原則：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便意味著權力不屬于任何個人。

人民力量覺醒，也意味著政治體制逐步轉向完善的趨勢。實際上，當代的政治轉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溫和性和穩定性是它的一個重要現象和趨勢。

這在實踐中和人們的心理中都產生了相應的變化，首先是民主化或政治轉型是由執政黨、反對黨和人民群眾共同推動的，不再是早期僅僅是自下而上推動的。

其次，是過去一些長期執政的政黨在下台后，經過改革又重新上台執政；此外，長期執政政黨的下台，並不意味著國家遇到危機或受到重大的衝擊，社會和政治局面相對穩定。

最后，反對黨上台后並不會對原執政黨進行打壓或迫害，也不存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而是承認國家共治的局面。當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官職，但官職的利益在市場化國家的地位是有限的。這些現象，都會潛在地影響著未來進行民主化國家的人民的心理和實踐。

拔除偏執走向核心

我們既要在民主理想的支撐下，著眼于民主建設的未來發展，又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著手當下。

初次接觸王丹，顏炳壽表示正好是在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之際。“我當時大學三年級，剛考完試，從新聞中看到六四事件的發生。”他指出，民運事件，由于涉及人民對社會的期許改革，又是發生在中國，當時許多大學生都很關注。

“我是修讀人權法律的，剛好民運與人權有關聯，因此，后來一直有密切關注和跟進。”他表示，當時的中國，受到西方媒體的渲染，給予人們強勢專制的負面印象。

用客觀態度看待時局

“事件發生出乎大家意料，從人權角度來看，中國的強權壓制在當時社會造成很大的震撼。”他指出，中國改革的巨大影響，也成了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如果中國開放，大家都不禁思考，這是否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們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瞭解又有多少？除此，是否有更好的做法呢？”他坦言，當時六四事件，確實引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每個年代都會有所期待，可是，現有的並不一定是舊有最好的替代，比如說西方政治體 制，就一定適合中國嗎？當中，涉及不同的社會架構、文化、教育水平等種種問題待考究。”

他舉例，如果以中國與美國做比較，大家有必要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消除人們對美國民主的神化，以及對中國民主的矮化。

“如果不將這些觀念障礙從我們大腦中拔除出去，我們就不能客觀地探討這個問題，堅定走自己民主政治建設的信心和恆心。”

從人性權利來選擇

“現有所謂讓人認同的民主，都是從人性的權利來選擇，因此，民主政府是最讓人民向往的歸宿。”然而，如何把理想的民主和現實的民主有效結合，那是目前將迫切探討與解決的。

首先，以民主的理想為目標，抱著極大的熱情和毅力，逐漸地創造經濟、政治、文化、心理的條件，使民主觀念在社會中真正地紮下根來，並使民主動力從社會中漸漸地生長出來。

另一方面，便要從現實的國情和民情的條件出發，進行力所能及的民主建設，使得人民群眾對政府權力的影響、制約、監督的力度不斷地加大，併力爭使之制度化。把這兩方面的努力結合起來，才能把民主建設的問題解決好。

“我們既要在民主理想的支撐下，著眼于民主建設的未來發展，又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著手當下。雙管齊下，才會有一針見血之效。”

民主力量：超越政治陣營

民主主導的時代，人民力量看似巨大，失衡之下也會變成雙刃刀，損人不利己。舉例來說，我國上屆大選時，許多年輕新生民主力量給國家政選帶來的積極作用，大家都傳達出了一個選民希望共同參與的心聲，人民希望看到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獲得均衡的發展。

同時，大家更希望看到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能夠徹底剷除長期執政所存在的種種弊端，諸如政策性的貪污舞弊、官官相護的裙帶關係、壟斷式的行政治理模式等，這是人民監督司法的正面力量。

如果說，公眾力量在選舉中開拓了一個新的民主里程碑。那么，台灣不久前廢除軍事法庭審判，把軍法案件移交一般司法機關審理的驚人舉動，更是緣自大眾民主力量的推動。

另外，一宗凌虐士兵致死的軍營慘案，引發25萬身著白衣的台灣民眾自發走上街頭表示抗議，迫使總統馬英九政府痛下決心，採取了肅清軍紀、嚴懲官吏的一系列行政措施。

在台灣人民為冤死者伸張正義的過程中，一股超越藍綠政治陣營的新生民主力量，已經不容小覷。

然而，大眾民意在追求司法公正、權益平等的透明施政進程中，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弊端，處理不當的話，仍舊難以看到體制性的改革和制度化的發展，例如在泰國，由于當今執政黨始終在議會中把持“三分之二的壓倒性優勢”，民主黨作為最大反對派，不足以產生有效的監督作用。

因而，出現了超越政黨的街頭群眾勢力，造成長時期的“紅”“黃”相爭，如此，民意勢必難以給一個國家的政治帶來良性的促進和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