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講堂．吉隆坡最后一所義校

報導：方俊心
圖：劉潔雲、廣肇會館提供

走在吉隆坡諧街（舊稱High Street，現今的Jalan Tun H.S.Lee）上，視線很難不被屹立路旁，艷紅色的“關帝廟”吸引過去。在它入口處右牆上懸掛著兩個牌子，上寫“雪隆廣肇會館”，下貼“廣肇義學”，看似香火鼎盛的廟，卻原來是家會館，隨著越來越多信徒供奉，會館的面目反而模糊了。

回顧先賢初來馬來亞落地謀生之際，英文乃強勢語言，為了在此地立足，學習英文及其文化無可厚非。同一時間，華族不想忘了自己的根，于是一時興學辦校之風起，先后有張郁才辦“柏屏義校”、陸運懷（陸佑之子）辦“運懷義學”及廣肇會館辦“廣肇義學”。義校旨在提供華文義務教育，讓華族英校生得以在放學后免費學習本族文化，不致失根，飄零于大時代。

歲月更迭，如今柏屏義校及運懷義學已消失在歷史的風聲裡，唯獨廣肇義學撐過87年歲月。它堪稱吉隆坡最后一所義校，在“廣肇會館關帝廟”的羽翼下，繼續為華文教育獻一分力。

跨越門檻學習不分老幼

跨進“關帝廟”大門，往左邊鑽，有一條廊道，那是通往現今義學教室的入口。陽光把周圍鋪上一層鵝黃，安安靜靜的，轉角擺放著一兩件舊古董。空氣中帶著一股香，大概是積沉多年的香火味，繚繞著幾代人祈福的願望。

拾級而上，左手邊教室的大門敞開著。星期五早上九點，11位“二年級”的同學坐在裡頭，在下課前的30分鐘，完成老師吩咐的“詞句重組”練習。若是屬于人生的“普通組”，這些同學便是爺爺奶奶等級無誤，有些有花白髮絲，展示著活到老學到老的魅力。

詹莎菲已過知天命的年紀，在法律事務所擔任會計，已在此上了六年課。她每週一、三、五在這裡上課，下課后就去上班，“已經習慣了，所以不會累。”

從前她去中國旅遊，別人跟她說話，她一句也聽不懂。去上海玩，別人問她要不要去豫園，她轉頭問親人，“為什么我們要去醫院？”朋友都笑她是香蕉人，但現在已不是了，“現在他們聽到我講華語，都會說‘嘩’，覺得我很不同了。”

義學的華文課程綱要是採用小學教材，聽說讀寫老師都會教。詹莎菲認為漢語拼音跟認字最難，“因為每一撇、一點改變，讀音就不同了。”

義學校址幾度搬遷

時空快轉至1926年，廣肇會館受託人張郁才、廖榮枝、辛百卉等人聯名呈函廣肇會館，建議興辦“中文義學”。他們的倡議很快通過，隔年10月1日，廣肇義學正式開課，地點設于蘇丹街積善堂樓上。

第一年開課，義學學生人數達153人，教職員5人；此后至1956年的29年間，除了日侵時期，學生人數多維持上升趨勢，其中最高峰在1956年，有540位學生報讀，需要8位教職員才能應付。

為了容納更多學生，義學的教室一度從積善堂移師尊孔和州立學校，直到1954年，向廣肇會館租借地點的精武體育會遷往新會所，會館才收回該位于諧街上的地段，作為義學校舍用途。

20年后，該地改建成“雪隆廣肇大廈”，義學復遷入對面的“關帝廟”內，直到今天。

現今僅剩華語班

從1927年成立至今，義學曾面臨三大挑戰，第一次發生在1949年，英殖民政府下令英校生就讀華文校者須持有英校校長許可證，幸經會館代表梁長齡先賢與教育局爭取，該通令始未進行。

第二次則是1951年，由于學生人數激增，原有的課室不敷使用，會館擬于坤成女中附近物色地段建校，豈料不獲英殖政府批准，爭取多年仍未能進行。

第三，也是最靠近我們的年代，2000年，政府實施全日制，義學學生來源大受影響，加之補習班興起，如今義學學生數量已降至百人以下。

義學組主任馮國鎏接受訪問時表示，不管未來辦學環境多么坎坷，“支持下去就是了。即使只有一個學生，我們也要辦下去。”

他翻查去年的賬目記錄，義學去年約花費2萬7000多令吉，扣除學生收費，會館須補貼一萬多令吉，才能使義學持續運作。

實則最鼎盛時期，義學還曾設演講班、乒乓隊、籃球隊、銅樂隊等，儼然正式學校的規模，在1960年代，還曾增設馬來語班。如今盛況已不復見，獨留華語班，一如當年初成立之時。

師生關係從陌生到熟悉

蘇巴馬聯（Subramaniam Aravandya Pillai）今年年初剛來義學報到，“我朋友帶我來的，來來下他不來了，丟下我一個。”他說一口標準的廣東話，把我們嚇了一跳。

從事保險業，蘇巴馬聯在江湖行走多年，會多種語言，印英巫語難不倒他，其他如福建話和客家語，他也會聽。“我以前就很想學華語了，只是父親不給。在馬來西亞，多會一種語言不是更好嗎？”

他的作業本上，每個華文字下都標了密密麻麻的讀音，那是他要求朋友寫的，“老師很忙，很難一個一個教，我就叫朋友幫忙寫。一開始讀會走音，慢慢再把音改回去，要勤力些，不勤力，讀不到東西。”

我們請求他朗讀一小段來聽聽，只傳來一陣嗡嗡聲，需要費點勁，才能把他的朗讀跟作業本上的字連結起來。面對這樣的學生，覃世強老師的感想又是如何的呢？

沒料到這位身穿T恤牛仔褲的覃世強，已在廣肇義學教了10年。週一到週五上午時段，義學辦樂齡班，週末則辦成人班，兩種班級的學生多是受英文教育者。他們的年紀不同，對學習的要求也不一樣，“比較年長的學生通常喜歡讀書，不可以講話，跟著教材他們會比較安心；成人班就比較輕鬆，什么都可以談，口語能力進步得比較快。他們喜歡唱歌，我們就一起唱，或跟他們講中華文化的故事、節日的故事，比如碰到端午節，就說屈原的故事。”

覃世強表示，學生人數少，老師可以因材施教，但教學負擔也變得繁重，畢竟老師須掌握每位學生的性格跟學習程度，才能設計教學。而且年長學生的記憶力較不好，老師得有耐心，不斷重複提點相同的事情。

白天在義學教書，賺取每月一千多令吉的薪水，下午覃世強就進行自己的設計接案工作。“做了10年，也想要在生活上做點改變了，但跟學生的感情也很好，要離開又捨不得。”

教室的外牆上，貼著師生把臂同遊的照片，大家笑吟吟地看向鏡頭，良好的師生關係展現無遺。在87年的義學歷史裡，這樣的故事應該不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