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吉安
整理：孫華楣
攝影：劉志海
16歲的黃之鋒在街頭運動中，有著自己鮮明的立場及政治理念。
張吉安（簡稱：安） 黃之鋒（簡稱：鋒）
安：最近在網絡上流傳一支短片，是關于香港演藝學院學生在畢業典禮上對梁振英做了一些特別不敬的動作，社會出現褒貶不一，而你個人是怎么看這件事？
鋒：在那場畢業典禮上有些人對反國教，無論是做一個ｘ、或是比一個中指對梁振英，或舉示威牌，對我來說，我會去看我們學民思潮的行動作風或是我們的行動做法，我會擔心他們這么做反而會無法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如果以“學民思潮”這個民間團體，倘若要定位的話，我們以學生身分去介入社會議題，只是我們同時面向大眾，我們跟傳統的學生會、大學的學運組織不同，我們爭取的是市民公眾的支持，就此而言，我們是吸納一些中間溫和派的支持，有時我得要進行調節，換句話說，我上台的話，我不會比中指，這是我的看法。激進的事我們會做的，公民抗議遊行和申請，我們會做，但我們不會跟警方推撞，如果警方攔著我們的話，我們會直接睡在馬路上，寧願被他們抬走也不會跟他們衝撞。只發聲，但不衝撞，就是我們“學民思潮（簡稱：學）”行動的風格，和演藝學院的或者不同。
須照顧中間溫和群眾
安：所以你覺得即使在對抗的過程，也要展現一定的文明？
鋒：是的，就好比說2012年，我們在公民廣場的時候，第二天早上七點，我們的特首梁振英來到公民廣場，當時引起一些騷動，他來跟我握手，我塞了一個示威牌給他，之后，他把牌收起來，想再跟我握手，我沒有跟他握，反而退后兩步，向他鞠躬。在那個動作裡，我想說的是，我不跟你握手是我不想跟你合作的感覺，或是說我不同意你的立場，但我還是會鞠躬以示對你的尊敬，雖然，你不是民主選出來的。
這基本上是我們“學”的行動風格，我們會公開抗命的，我們一樣是會在馬路上和警方角力，但不會跟他們起衝突。見到梁振英我是不會跟他握手，但我們不會去指罵他，難聽一點的說法是讓他們沒有面子，威脅政府激進的當下，也保留爭取社會中間派的支持，我想這個大概是反國教運動成功的原因吧！
即使我們佔領公民廣場，是一個公民抗命，這個集會沒事前申請，警方也完全不知道，當時我們是一個非法集會，我們請了香港藝人像黃耀明、C AllStar、RubberBand、林夕等，他們基本上都是香港的一線歌手，他們都會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在政總底下抗命，教育局在4樓，我們每一個晚上都在那裡集會，不停地說要求撤換，起著威脅作用，另外，我們是要吸納中間派的人支持。
以往香港有許多社會運動失敗的原因是，過度強調激進，沒照顧到中間溫和的群眾。我們佔領政府總部有個好處，市民下班后可以來參加我們的集會，探望我們絕食者，給予聲援。我一直覺得反國教運動成功的原因就是在這些位子上取得中間位置。
安：你當時不跟梁振英握手的原因是因為怕媒體扭曲嗎？
鋒：簡單來說，如果我今天跟你握手的話，明天一定上頭版就是：“黃之鋒同梁振英握手”，那事件就不好了。他得了便宜，我就虧了。那在媒體的策略跟技巧上，我覺得我沒有必要跟他合作，也沒必要跟他握手。那我跟他鞠躬就變成了第二天的頭版。
做回自己，不跟風
安：你現在已經學會如何面對媒體，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你都會考慮嗎？
鋒：這也就是我在“學”主要的工作，就好像“學”的文宣，不得不讚的是，我們的確是比許多傳統的政黨好，我們會指定一兩個“學”設計組畫，至于論述的聲明也會有指定的幾個人去做，我們有固定的分工。我主要是負責一些對外的發言或是一些媒體的統籌工作，好比說一些網絡的宣傳，所以和傳媒的應對做得好主要是仰賴，主要這一年來跟那么多記者的訪問與經驗交流而產生的。
安：你會在意面對媒體或群眾時如何說話，那么，你會在看書或者從書中擷取一些言論嗎？
鋒：那是絕對不會的。呃，我可以說有一點天分，在我還沒有搞社會運動之前，我本身在學校裡的口試、小組討論、辯論成績是很好的，名列班上前一二名，因此在社會運動上，我只是做回我擅長的事。
至于你說，有沒有名人精句之類的，我是沒有，可能是因為出于這樣的心態吧，有些人在參政之前會去看一些名人傳，或某某國家領袖人物的發言稿，我就不會尋找政治明星或者偶像，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人是一樣的，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決定，我們沒必要去follow一個人，而每個人都有缺點，我反而覺得做回自己是最好的。書，我當然會看，但會傾向于以往一些社會運動的書，當年他們怎么組織，但我是不會刻意去看一些名人傳記，擷取他們講話的句子。
生活很精彩，香港人不苦悶
安：你是香港的90后，你覺得香港人苦悶的地方在哪裡？
鋒：我覺得我們的生活很精彩，當然很多人會覺得香港人工作時間長，就早上9點加班到晚上8、9點，或者會覺得苦悶，但我會覺得苦悶與否未必跟環境有關，就好比說在馬來西亞，我不知道你們的工作是不是很悠閒，但生活也可以是很苦悶的。換句話說，如果你是享受著你做的工作，即使加班辛苦，你還是會很享受，所以我其實並不覺得香港人苦悶。我很喜歡香港這個地方，因為人夠多，我覺得這個城市依然有活力。
安：香港是個快速發展的國際都會，你如何看待每20年就有在地的香港本土記憶慢慢消失？
鋒：雖然每幾年城市的發展到了一個位置，就會有專家出來告訴你。現在的香港高中生除了中英數之外，要選修兩個科目，文理商、中西曆史、物理、經濟等，最多人選的基本上是經濟，香港是個商業社會，唸商科將來在社會就能找到吃、賺到錢，但我想到的是當全部人都唸經濟時，那市場不就飽和了。很多人包括現在的學生會隨波逐流，找不到志向，大學最好就唸BBA，唸商、管理學，就能賺很多錢。所以，我覺得香港的發展正面向瓶頸，未來的社會人人只有經濟思維，沒有人文精神，這個社會會變成怎樣？這是我擔心的地方。
娛樂手法報導政治 忽略訴求！
安：你特別提及我是香港人，也不否認我是中國人，可是就目前來說，香港人是否對于本土的民族意識已經超過了中國人的概念？
鋒：本土這個字眼是近年才興起的，其實一般香港人都不太知道何謂本地，但香港很流行一個問券調查，即“你是香港人？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還是香港的中國人？”這個4選1的問題。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如果4選1，我會回答你，我是中國裡的香港人。如果沒有選項，我會回答你香港人，正如一個住在北京的人，會回答你他是北京人那樣。但現在存在的一種“中港矛盾”，是會讓人厭惡中國人這個身分。我覺得，我對中國的認同不是出自于對那個政權的認同，也不是出自于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多少年以黨的偉大是那么強勁，而是出自于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我是個中國人。
局限報導，媒體陷入困境
安：你如何看待2013年七一大遊行，有年輕人高舉英國國旗？
鋒：其實這是媒體的放大，正如反國教運動之后，報紙會寫“香港的中學生變得突然間非常關心政治”，但其實“學”的成員也只是幾百位而已，在香港只是佔少數，媒體會選擇性報導，這是他們在報導上有趣的地方。我覺得他們應該只是對現況不滿而已，或者純粹只是懷念97前的香港時光。
安：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媒體會嘗試扭曲你們所做的東西？是為了要滿足某一些人，或是純粹只是媒體的操作方式？
鋒：兩種都有，如果你沒有舉英國國旗，一個普通市民是不會有新聞價值，但那些特出的當然就會被放在報章上大作文章啦！所以媒體的假象是可圈可點的事。
安：香港媒體會不會越來越娛樂性地去報導政治課題 ？或把它趣味化？
鋒：香港媒體有很多種，那報章部分有些會著重不應該放大的焦點，例如一場示威活動，他們一般會著重eye-catching如示威衝突的地方，人們要的是什么訴求，他們是不會報導的，我覺得這應該是媒體報導的局限，也是香港新聞現在面對的困境。我覺得當然你要報導衝突、刺激不是不行，只是不要忽略人們最基本的訴求。
政府有責處理矛盾
安：近十年來，香港人對于內地人的大量湧入會有一定的反感，你怎么看近年內地人大量湧入，比如說買奶粉，或是對你們香港人生活的影響？
鋒：先說蝗蟲是什么，香港有些地方與內地鄰近的邊境，很多內地人來買奶粉，搞得水洩不通，香港有些地方也因而變成旅遊區，改變了當地的日常經貿。我會說我是香港人，但你若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還是會答是！我會覺得這是政策的問題，無論你覺得內地人的素質怎樣，他們來香港做這樣的事，其實有些是政府的配套而已，就算內地人的素質就如蝗蟲那么差，但我覺得政府是有責任去拒絕或防止他們影響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我覺得矛頭未必要指向內地人，的確，他們人民的素質比香港人低，但政府是有責任去處理中港矛盾出現的狀況，而不是去指責他們，因為內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問題。
安：對于中國大陸的公民意識，應該如何從社會禮儀教育上著手？
鋒：對我來說，你要內地政府突然間要在全國各大省市的學校推行品德教育？那些官都還沒有這些道德標準，你要他們推行，別鬧了吧！我當然希望內地政府會推行這些教育，但我想在短期或實際的現實政治裡頭，或許香港這裡做一些防範措施會更實際。
不是靠我，是靠大家！
安：你最近出的第一本書，跟我們來介紹一下。
鋒：那本書名叫《我不是英雄》，我的文章，一來是要回應香港人，有些會跟我說“香港，靠你啦！”我想說的是：“其實，不是靠我，是靠大家！”我想借此告訴大家，其實每個人都是英雄。此書主要記載我三四年前開始關心政治時所寫的每一篇文章，還有我參與社會運動的心路歷程，基督教信仰對我、對社會觀的影響，到反國教時所面對的指責，到佔領中環、政改、反國教等議題中的一些觀點，那本書主要還是想要將完整的黃之鋒呈現給讀者。
安：對于和你同齡的讀者，你希望這本書給他們什么啟發？
鋒：黃之鋒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學生，會去上課，也要寫作業，上課有時也會打瞌睡，也是個愛打遊戲機的中學生，但他也是可以做到這樣的事，不是每一個人要成為黃之鋒，但每一個學生都可以盡自己的一分力。“學”這個組織其實常提到學生也是社會公民，這是身分認同的問題，雖然我們還沒18歲，還沒有投票的資格，但我們依然可以透過自己的方式去貢獻社會。我在訪問開始也說到，沒有人要求我們要改變社會，我們也不奢求要改變社會，只是在公共的社會裡，我們可以盡一分力，有我們的參與。
安：你留意香港流行樂嗎？怎么看香港的音樂趨勢？
鋒：我其實不太聽歌，我覺得香港的音樂很商業，但這跟我自己沒有什么音樂細胞有關，學校裡的音樂考試，我幾乎包尾，所以也不愛聽歌。我覺得我最學生的一面是，我除了做功課，也會抄功課咯！學民思潮的成員，主要是一些很普通的學生，比較沒有文學方面的，文化和藝術是我比較弱的地方。雖然多元的管道發聲是好的，但香港這個現實社會比較不流行，所以在推動學潮上，我們也只是用回一些中學生的言語。中學生搞社會運動跟其他的始終不同，我們香港中學生的政治素質始終沒那么高，所以我們這些相對主流的中學生比較關心政治而搞了這個組織。我們在推動活動的時候，就不會搞讀詩會，但我們會玩instagram，我們在開學的時候就會弄一個tag叫開學反洗腦，同學就會穿黑衣拍照上傳，那時有3萬多4萬張相片，這就是我們中學生、普通市民會用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政治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