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政府援引煽動法令提控的社運分子阿里阿都嘉里爾，流亡到瑞典尋求政治庇護。
他批評挑戰權力者，鬧大了，出了事，上半身依然輕盈，下半身如潛水鐘，逐漸下沉。
他的活動受限，北上南下被提控，這樣生活著，在很大程度上靠著非政府組織幫忙。要當拼命阿里不容易，當他的親人和朋友同樣不容易，所需承受的氣壓相當沉重。
他跑到瑞典控訴大馬政府待他如“垃圾”，感覺自己的國家不再是安全的避風港，特別是他收到多個來自“大馬流氓及馬來種族主義組織”的威脅。
社運分子在執政黨制定的遊戲規則下，顯得微不足道。權力者何其偉大，小百姓何其渺小。
社運分子是鳥，國家體制是鳥籠。飛不出去的，遍體鱗傷。飛得出去的，成了無腳鳥。失去了鄉土，失去了落腳的地方。故鄉變異鄉，只能不斷飛翔，越遠越好。
脫人褲子的渴望
謨爾寫《烏托邦》，上卷指責英國當時政治之腐敗，下卷則描寫其理想的社會。
阿里為追求烏托邦，一再脫下權力者的褲子。
身為社運分子，他對現實的了解，往往遠不如他對脫人褲子的渴望。他對特定權力者的好惡，往往超越了社運分子的專業界線，過于關心陰謀和政治，憑一時衝動，不一定尊重真相。
江湖固然可笑，但拼命阿里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