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任平：星光殒落的亮话

读了今天（11月5日）杨邦尼先生在《南洋商报》发表的〈星光殒落〉，有点诧异文章题目与内容的巨大差异。这篇文章肯定是善意的，它详细的介绍了1981年我与已故陈徽崇联手出版的唱片卡带《惊喜的星光》的13首诗曲；天狼星诗社的社歌〈惊喜的星光〉，整首诗：歌词就印在报章上。当年我为这唱片写的前言，楷书刊载，非常显眼。我大概被岁月（应该说时间）逼迫，阅读到文章偌大的总题，竟有历史下坠之感。

还有一个多月我就年届70了。我的健康一直不好，比我年轻3岁的徽崇兄走了，我动过大手术，我的肾脏现在还驮著6粒8mm-10mm的石头，影响血压，影响身体的平衡。过去8个月我完全没歇下来，为天狼星诗社的复出，付出时间与精力。诗社在半年内就聚集了20位旧部与新血，出版了346页的《天狼星诗作精选》。如果我是一颗星──文昌还是文曲星──也够累了，只要天狼星永远亮着，社员孜矻于创作，一颗星曜的殒落实在算不了什么。

我相信激情加魄力，希望诗社的下一任社长能记住，一个团队能成长壮大，需要的是年轻的活力。人可以老，心不可以老，每一次创作都是新的开始，作品的诞生犹如婴孩的呱呱落地，怎么可能老？Youthfulness对任何团体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弱势可以因为得到正能量而转为强势，黑格尔（Hegel）很早就说过：历史有时会由量变转为质变。重要的是“发声的位置与策略（enunciative stance and strategy）”。

诗社自1989年停摆，在25年后的2014年强力重现。今年3月入社的社员，竟跻进6月15日截稿的诗作精选集，这是近乎神蹟：努力学习与创作激情让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当年洒下种籽开花

杨先生在文章称我为天狼星“教主”，不敢当。我从来没有以教主自诩，两岸三地加上新马，只有18岁办诗刊《鼠疫》、22岁写出〈怪客〉、24岁交出〈高处〉，与友侪提倡“非非主义”的大陆诗人杨黎，曾宣布成立宗教组织的“诗歌教”，我不做这种事。自己的诗写得出色，比做教主被别人膜拜顶礼重要。

陈钟铭最近与我提天狼星诗社的核心价值，与这种核心价值如何维护。他是80年代，参加天狼星诗社的最后一名社员。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多次荣获大专文学奖，在拉曼学院，他促成了红砖工作坊的诗曲朗唱。今日的他是个成功商人。他居然与我谈文学核心价值的捍卫。他的话使我震动，面对着面前113公斤的魁梧汉子，我知道当年洒下去的种籽开花了。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了，只要天狼星诗社的精神：为国家民族写下“见证诗”、“见证文学”（poetry／literature of witness），这个团队就不会变质、沦为沽名钓誉的联谊性团体。生日那天送首诗给我吧，不必写诞辰快乐那类“应景诗”（occasional poetry），写能拿到82分以上可以收彔入个集的好诗，那可是你们送给我的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