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任平：星光殞落的亮話

讀了今天（11月5日）楊邦尼先生在《南洋商報》發表的〈星光殞落〉，有點詫異文章題目與內容的巨大差異。這篇文章肯定是善意的，它詳細的介紹了1981年我與已故陳徽崇聯手出版的唱片卡帶《驚喜的星光》的13首詩曲；天狼星詩社的社歌〈驚喜的星光〉，整首詩：歌詞就印在報章上。當年我為這唱片寫的前言，楷書刊載，非常顯眼。我大概被歲月（應該說時間）逼迫，閱讀到文章偌大的總題，竟有歷史下墜之感。

還有一個多月我就年屆70了。我的健康一直不好，比我年輕3歲的徽崇兄走了，我動過大手術，我的腎臟現在還馱著6粒8mm-10mm的石頭，影響血壓，影響身體的平衡。過去8個月我完全沒歇下來，為天狼星詩社的復出，付出時間與精力。詩社在半年內就聚集了20位舊部與新血，出版了346頁的《天狼星詩作精選》。如果我是一顆星──文昌還是文曲星──也夠累了，只要天狼星永遠亮著，社員孜矻於創作，一顆星曜的殞落實在算不了什麼。

我相信激情加魄力，希望詩社的下一任社長能記住，一個團隊能成長壯大，需要的是年輕的活力。人可以老，心不可以老，每一次創作都是新的開始，作品的誕生猶如嬰孩的呱呱落地，怎麼可能老？Youthfulness對任何團體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弱勢可以因為得到正能量而轉為強勢，黑格爾（Hegel）很早就說過：歷史有時會由量變轉為質變。重要的是“發聲的位置與策略（enunciative stance and strategy）”。

詩社自1989年停擺，在25年後的2014年強力重現。今年3月入社的社員，竟躋進6月15日截稿的詩作精選集，這是近乎神蹟：努力學習與創作激情讓不可能的變成可能。

當年灑下種籽開花

楊先生在文章稱我為天狼星“教主”，不敢當。我從來沒有以教主自詡，兩岸三地加上新馬，只有18歲辦詩刊《鼠疫》、22歲寫出〈怪客〉、24歲交出〈高處〉，與友儕提倡“非非主義”的大陸詩人楊黎，曾宣佈成立宗教組織的“詩歌教”，我不做這種事。自己的詩寫得出色，比做教主被別人膜拜頂禮重要。

陳鐘銘最近與我提天狼星詩社的核心價值，與這種核心價值如何維護。他是80年代，參加天狼星詩社的最後一名社員。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多次榮獲大專文學獎，在拉曼學院，他促成了紅磚工作坊的詩曲朗唱。今日的他是個成功商人。他居然與我談文學核心價值的捍衛。他的話使我震動，面對著面前113公斤的魁梧漢子，我知道當年灑下去的種籽開花了。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了，只要天狼星詩社的精神：為國家民族寫下“見證詩”、“見證文學”（poetry／literature of witness），這個團隊就不會變質、淪為沽名釣譽的聯誼性團體。生日那天送首詩給我吧，不必寫誕辰快樂那類“應景詩”（occasional poetry），寫能拿到82分以上可以收彔入個集的好詩，那可是你們送給我的大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