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諾法蒂拉因懷孕而被政府拒聘為臨時教師，她憤而起訴政府。莎阿南高庭于2011年宣判諾法蒂拉勝訴。然而，政府卻上訴到上訴庭。
經過漫長等待，政府于2013年11月決定撤回上訴，案件回到莎亞南以定奪政府應該支付的賠償。又經過一年拖拖拉拉，莎亞南高庭終于在今年11月10日宣判，政府必需給予30萬令吉賠償。
莎阿南高庭的判決，絕對是大馬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在私人界工作的女性，是否享有同樣保障，還是疑問。
2001年，中央政府修改《聯邦憲法》，將“性別”字眼納入第8（2）條款。從此，我國最高法律禁止一切以性別、宗教、宗族為由的歧視。然而，該條款也註明，禁止歧視的保障只局限公共領域。
在諾法蒂拉的個案以前，馬航也曾根據公司與工會的集體合約，即空姐如果懷孕則必須辭職的條例，于1991年解雇空姐比特賴斯（Beatrice）。
聯邦法院在駁回比特賴斯的訴訟時表示，馬航解雇懷孕空姐並沒違反憲法，因為憲法作為公法的分支，對性別平等的保障僅局限在公共領域。
倘若比特賴斯的個案發生在今天，結局會否有所不同還是具有爭議。
要確保在私人界工作的女性也享有同樣權利，我們可以選擇修改憲法，或是擬訂《性別平等法令》（Gender Equality Act）。2006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CEDAW Committee）在評估大馬政府的報告時就強調，大馬應擬立
新令以消除性別歧視，並以實際行動縮小兩性之間的差距。
當然，《性別平等法案》也不是萬靈丹。大馬在《性別差距報告》中的排名屢屢滑落，女性在政治上的參與度太低。為了強化女性在政治領域的權利，行動黨中委會議決在年底代表大會上動議修改黨章，保留30%票選中委名額給女性。
該動議會否生效，有賴于黨代表的智慧與支持。不容爭議的是，性別平等絕對不僅是女性課題，而是攸關男、女的人權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