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講堂‧閱讀趣 孩提時期開始

報導：方俊心
圖：王綏富

18位同學依序入座，“教室”也已佈置就緒，一場公開課快要開始了。

同學的座位外尚圍了個“ㄩ”形，150位參與“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研習營的營員靜待著，等吉忠蘭老師開始上課。吉老師是中國親近母語協會活躍成員，中國江蘇省海安縣骨幹教師。她要向大家示範如何教導長達3萬字的兒童文學作品《美人樹》。

起初吉老師用她極優美的聲音，抑揚頓挫地表演起來，有時像暴風雨敲打在屋頂的瓦片上，有時又像小雨淅淅瀝瀝，但同學始終反應冷淡，坐在最前排的一位同學還趴在桌上。

故事前進了，吉老師不急不徐，邊說故事邊向同學問問題，引發他們參與的興趣，大家受到了鼓勵，開始變得有勁，漸漸坐直了身子。

講到故事精華之處，吉老師邀同學到前面朗誦角色的對話，繼續發問問題，這時營員已能輕易察覺到教室氣氛活絡了起來，連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學也第一次舉起手，參與討論。

關于友情、信任、自由與生命……一本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承載著何其豐富的元素，豈可在短短一小時裡導讀盡致？離開教室前，每位同學都拿到了這本書，準備帶回家去，開啟自己的生命與作品的對話。當他們畢恭畢敬地給吉老師起立行禮，我幻想著這是他們人生中難忘的一節課。

兒童文學走進小學課本

2011年，小學標準課程（KSSR）首次把兒童文學作品編列進課本內，勇敢的創舉，標誌著兒童文學終于堂堂正正走進小學校園。

在KSSR指引下，低年級華文課中12節裡有5節閱讀課，高年級則是10節中有4節，立卑師範學院華文講師黃先炳如是指出，“也就是有接近一半的時間，老師要進行閱讀教學。”

但即使是這樣，黃先炳無奈表示，有很多老師還是“傳統教學”的支持者，他們不是教導閱讀，而是把閱讀當成純粹識字的工具，“讓學生閱讀課文后，還是寫生字、造句、聽寫……以前那些，”重點都沒有放在指導閱讀上。

根據他接近三十年的觀察，這樣的現象，從過去到現在並沒有太大改變，而且有些老師過分強調課文的道德觀念，把焦點放在講大道理上，忽略了文學的美感和趣味。

這樣是不是代表改變無望了呢？“我的看法是樂觀的。妳聽過二十八十法則嗎？”黃先炳問。一家企業靠百分之二十的人才打下大部分江山，余下百分之八十員工處于被領導的地位。

這3年來，由他帶領的馬來西亞兒童文學協會，積極推動兒童文學閱讀及其相應的教學方式，他們在多地進行公開課示範、教學研習營、兒童閱讀營等活動，期望能從影響小學教師開始，紮起民族語文的根。

語文是人類不可分割部分

國內華文教育受中國影響甚大，1963年張志公提出“語文工具論”，獲得廣大支持，其中包括著名教育家葉聖陶，以及權威語言學家呂叔湘；此一觀念也遍及馬來西亞，長期以來，很多人把語文（華文）當成交際和學習其他知識的工具。

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朱自強不認同這種看法：“它沒有正確反映語言和交際的關係。”

以木匠為例，當他完成了一張桌子，他的鋸子、斧子、刨子等工具可以不再有用，甚至可以被丟棄，但語言卻非如此。“當交際完成后，我們可以把語言丟掉嗎？”

再者，工具隨著時代演進和科技創新，不斷更新和被替代，然而語言的不可替代性，就像人的雙手，一直都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靠語言建構我們對世界、對心靈的認識，一個“杯子”，一分“快樂”，要是沒有語言，我們無法建構心智；語言的三大功能：傳達信息、認識世界、表現心靈，並非“工具論”可以表述盡致。

工具論讓語文教育僵化

朱教授分析，在“工具論”下，語言成了明確且擁有統一標準之物。顯然的，此觀點也大大影響了國內學習華文的方式，為了能夠掌握好“工具”，我們必須反復做大量練習，透過機械式的培訓強化技能，像學習修車一樣。

這種培訓包括兩層面，一，基礎知識，即語言學知識，如句子成分、詞性分析；二，基本技能，學習字詞的寫法、背誦詞語解釋等。

結局就是，語文教育成了僵化教育，語言的建構和創造力，在這過程裡完全被機械的方法和統一標準抹殺殆盡。

“現在中國特別講究創造型社會，然而我們的語文教育，卻跟這目標背道而馳。”

儘管中國經濟還是加速地發展起來了，但“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從中國製造中擺脫。諾貝爾科學獎可以說是個標杆吧？它注重科學的創造性、發現性，然而海外華人有獲得此獎的，在中國教育體制下出來的卻沒有。”

他大膽推測，要是不從基礎教育改造做起，這種創造力將會遙遙無期，而語文教育的改造，必須從摒棄工具論開始。

文學教育培養綜合能力

小學語文該如何教？“我認為，怎么用就怎么教，跟使用沒關係的就不要教。”朱自強教授直截了當。

文學教育絕對是語文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其中專門為兒童書寫的文學作品，扮演的角色至為緊要。KSSR把兒童文學列入小學華文教材，正是應和了朱老師的觀點。

“文學教育培養的是一種綜合的能力，想像力、創造力、理解力、分析力，還有個人價值觀的塑造。”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接受文學教育，就如先前所提到，按黃先炳觀察，國內多數老師還是“工具論”的實踐者。

朱教授推測，這有可能是因為“工具論”所帶來的教學成果是可計量的，比如做題目、寫生字，師長們都能看見數量的累積，有標準答案，並且可用分數統計成果。

“這就是應試教育的產物，我們的教育裡有著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

只是這樣的教育方式，能帶我們走多遠？

黃先炳－－從2007年開始，師範學院生必須接受六十個小時的兒童文學教學綱要訓練。在職老師也可到私立大學（OUM）、國立大學（UPSI）和師範學院進行相關在職培訓課程。

朱自強－－要談語文教育，我們必須建立健全與科學的語文觀，作為語文教學的指導原則。

吉忠蘭－－只要老師對閱讀有熱情，一定可以在課堂上把自己的熱情傳達給孩子。老師們可以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進行導讀，比如朗誦、表演、寫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