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美：媒体的改变

和我以前在台湾媒体服务的长官餐叙，老长官提到如今台湾大环境对媒体经营形成极大的挑战，新晋记者的工作态度更让他摇头叹息，原本轻松的气氛，顿时沉重起来。

老长官说从事新闻业不可能发达，也不会因为一年写到多少条独家而像营业员般，达到一个份额就可以抽佣；但我们依旧留下来，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写出来的新闻，可以让政府官员看到，改变错误政策，不是吗？

可是现在太多新晋记者跑新闻很被动，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上网改写其他媒体的新闻，每天上班等下班。老长官义愤填膺说，这样当记者有什么意思，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

最令他失望的是不少新闻系毕业生，上班一个月后发现媒体工作的繁琐和过长工时就呈辞，理由是：这份工作和我想像的不一样。

媒体环境也因为过分激烈竞争以致争取广告不易，很多媒体被迫做置入性行销（企业支付公司一笔“广告费”，记者就把产品广告写成新闻一般，让读者不易分辨是新闻还是广告），甚至还有企业老板为了改变形象在媒体砸重金，让记者帮他们写“正面新闻”。

虽然对台湾如今这样的新闻型态时有所闻，但从老长官口里说出来还是惊人，这证明台湾新闻圈越来越多媒体因为经营不易，开始对钱低头。

这种状况很令我难过，以前在台湾的大学唸新闻系时，老师们千叮万嘱的事就是不可轻易向广告客户和财团低头，但才过了十几年，老师们当初最担心的事，现在正在台湾新闻圈以很快速度发生著。

究竟这会否和年轻记者的抗压性不足有关？不敢拒绝上司争取不写置入性行销的新闻？如果真像老长官所言，如今新晋记者不太乐意跑新闻，喜欢安逸的朝九晚五工作，写置入性行销新闻只要随便改写，偶尔到客户哪里拜访，不就正合他们的意吗？

当年长一辈的媒体人渐渐退下去，这批新晋记者开始成为主管时，未来的台湾新闻还能看吗？我们对台湾新闻的敢怒敢言和新闻自由，还能有期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