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天美：媒體的改變

和我以前在台灣媒體服務的長官餐敘，老長官提到如今台灣大環境對媒體經營形成極大的挑戰，新晉記者的工作態度更讓他搖頭嘆息，原本輕鬆的氣氛，頓時沉重起來。

老長官說從事新聞業不可能發達，也不會因為一年寫到多少條獨家而像營業員般，達到一個份額就可以抽佣；但我們依舊留下來，只不過是為了自己寫出來的新聞，可以讓政府官員看到，改變錯誤政策，不是嗎？

可是現在太多新晉記者跑新聞很被動，最喜歡做的事就是上網改寫其他媒體的新聞，每天上班等下班。老長官義憤填膺說，這樣當記者有什么意思，這樣的人生有什么意思？

最令他失望的是不少新聞系畢業生，上班一個月后發現媒體工作的繁瑣和過長工時就呈辭，理由是：這份工作和我想像的不一樣。

媒體環境也因為過分激烈競爭以致爭取廣告不易，很多媒體被迫做置入性行銷（企業支付公司一筆“廣告費”，記者就把產品廣告寫成新聞一般，讓讀者不易分辨是新聞還是廣告），甚至還有企業老板為了改變形象在媒體砸重金，讓記者幫他們寫“正面新聞”。

雖然對台灣如今這樣的新聞型態時有所聞，但從老長官口裡說出來還是驚人，這證明台灣新聞圈越來越多媒體因為經營不易，開始對錢低頭。

這種狀況很令我難過，以前在台灣的大學唸新聞系時，老師們千叮萬囑的事就是不可輕易向廣告客戶和財團低頭，但才過了十幾年，老師們當初最擔心的事，現在正在台灣新聞圈以很快速度發生著。

究竟這會否和年輕記者的抗壓性不足有關？不敢拒絕上司爭取不寫置入性行銷的新聞？如果真像老長官所言，如今新晉記者不太樂意跑新聞，喜歡安逸的朝九晚五工作，寫置入性行銷新聞只要隨便改寫，偶爾到客戶哪裡拜訪，不就正合他們的意嗎？

當年長一輩的媒體人漸漸退下去，這批新晉記者開始成為主管時，未來的台灣新聞還能看嗎？我們對台灣新聞的敢怒敢言和新聞自由，還能有期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