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祥抨李光耀强悍领导 左翼分子没发言空间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令新加坡举国上下皆对这位开国先贤的殒落感到伤心,在许多新加坡人心目中,没有李光耀就没有新加坡今日的繁荣与经济成就。
新加坡被誉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佼佼者、亚洲四小龙之一和人均收入最高的亚洲国家之一。
然而,正因为李光耀的强悍领导,使到这些年来新加坡的左翼分子没有发言空间,甚至受到政治打压。
新加坡在1950至60年代的左翼政治人物林清祥,就曾亲笔撰写文章,叙述对新加坡建国历程的看法,在字里行间也批评李光耀的施政,包括其推行尊崇英语的教育政策、关闭新加坡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更指称李光耀是靠拢西方兼反中国的东南亚代言人。
他也批评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优生学”政策,每个家庭生两个就够了,使新加坡人口无法取得明显增长。
太过袒护外资
他更指新加坡在经济上太过袒护外资及与政府挂勾的公司,使到大部分大企业都由外资或与政府挂勾的公司控制,全国公司投资额有70%属于外国跨国公司,20%政府法定公司或与政府挂勾的公司,真正由私人所拥有的中小型企业只占约10%。
“加上限制法令如毛,新加坡怎能冒现诸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香港的李嘉诚、包玉刚之类的世界知名企业家?”
林清祥的撰文,被收录在由林清如著作的《我的黑白青春》一书中。
经济力外强中干
林清祥形容新加坡的经济,传统上是个中介(broker)角色,政治上可能也习惯性地当起“中介”来。
“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世界因思想意识激烈斗争,两大集团处于冷战、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介确实有点用场,可是中介之所以能生存,在于他不把所有赌注都放在同一边。”
他说,可是当时,李光耀把所有赌注压在西方身上。东亚甚至世界领袖,如美国前总统尼克逊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拜会了中国领袖,关系逐步解冻,趋向缓和。
“今天,世界逐渐趋向对话、和平发展的阶段,国与国都直来直往,不再需要中介了。
“新加坡过去与现在拥有的许多优点都是相对的,经济上新加坡已饱和。
“我们的经济结构使我们必须维持强劲的币值,我们的币值在外汇市场上顶强,但若以最近国际货币基金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时,以较切实际的标准衡量货币的购买力,新加坡的经济力就显得外强中干。”
不能一直蒙蔽控制人民
林清祥指出,新加坡国小,易控制,易镇压;但也因为小,又处于东西要冲,当世界趋向开放,距离也越来越近,想要长期恐吓、蒙蔽人民已不可能。
“那种以为人民都像猪样,只要给予饱暖,或让他们感到相对的饱暖,便不参与国事,可让一小撮‘聪明人摆布’的想法,实为驼鸟观念。
“世界历史说明,往往是那些较饱暖、又富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最早发现社会问题,并形成要求改革的动力。”
过分尊崇英语优生学
林清祥指出,独立后的新加坡,在教育上过分尊崇英语,以英校与英文来塑造新加坡,忽略并带成见地歧视各民族教育。
他说,被定为官方语文的马来语用途只剩下唱一唱“Maju-lah Singapura!”。南洋大学被封掉,以母语为主的民族学校全完了。
他指出,单单说声:“若能从头再来,不会那样处理华校”;及赞赏一句“南大精神”就能算数吗?
“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东不东,西不西,沉沦于消极与灰色文化地带。把责任推诿给家长,掩盖不了政府政策迫使家长别无他选的事实。”
林清祥也提到,新加坡的人口政策,是涉及几代之人的大事。抬出什么经济专家博士的谬论,强制执行“两个就够了”,加上自以为是推崇所谓优生学,终于碰了钉子,现在则巴不得年轻男女快马加鞭,家家生3、5个孩子。
优势渐弱反共行不通
林清祥说,新加坡面积小,地理环境既具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它拥有个好海港,具战略与经济价值;可是,由于现代武器之发明和改进,以及区域国家自力更生,减少了对新加坡依赖,她传统上的战略优势日渐削弱。
他说,在殖民时期,新加坡是个自由贸易中心,靠货物转口为生。
“不过,比起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新加坡建国起飞时,并没有面对战火摧毁后百孔千疮的局面,而是在各方面已具备相对稳定的基础。”
他指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炽热,资本主义世界某些科技与资本转移,多数选择到政治上与他们站在一道的反共前哨站,增强反共但自称民主的国家的势力。
“李光耀自愿成为西方在东南亚的反共代言人,新加坡因而吸收了不少技术与转移资本。中年以上的人都记得,那当儿李光耀以反共、反中国出了名。”
但是,他说,世界不断在变化,世界两大阵营终于认识到必须对话;并做到给予人民,即先有生存权利,后又能发挥从事科学、艺术创造才华以及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与各国技术与资本转移市场已空前扩大,新加坡靠反共吃饭也行不通了。
人物背景
工会领袖和左翼分子
林清祥(1933年2月28日-1996年2月5日),是新加坡1950至60年代的政治领袖、工会领导人及左翼政治人物。
1959年新加坡大选后取得自治,李光耀成为自治后第一任总理,并组成人民行动党政府时,林清祥为首的左派于1961年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动党,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他于1963年2月2日被新加坡自治政府,以从事颠覆活动的罪名被捕入狱。
拘禁多年后,于1969年辞去所兼社阵秘书长职,宣布退出政坛,获释后赴英国深造,10年后回返新加坡,于1996年2月5日因心脏病逝世,终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