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任平 : 智能手機是毒品？

日本長野縣信州大學校長山澤清人，日前在校內的週會上，直言“智能手機是毒品”，勸告學生“關掉電源”。不僅長野縣，整個日本的大學生都對這位高級知識分子、資深大學行政人員的言論嘩然，並引發廣泛討論。

在多所大學門前接受訪問的男女學生，都說智能手機好處太多。校園內的各種通告、授課時間的調整、別的科系如果課題有趣、教授授課精彩，他們可以從智能手機找到資訊，找到時間空隙，趕去聽課。至于與同學相約同行、何處會合、怎樣前去，智能手機提供聯絡的方便。山澤清山勸告“大學生要多思考，找朋友聊聊”。用智能手機的人就不肯思考？他們是與世隔絕的宅男？他的看法確乎一枝竹竿打翻一船人。

智能手機有許多遊戲，耽于逸樂者男女老幼，貴冑市井，來自各行各業。在餐廳酒樓的低頭“篤機一族”，十個有九個在玩遊戲，浸泡其間，不知老之將至。20歲前后的男女學生，經常自我拍攝為樂，我同意山澤校長的看法，在自拍、拍他，玩手機遊戲之際，人們幾乎不用思考，只用到motor reflexes，快速反應者勝。

可這也有人例外，上週六我在本欄提到智能手機是我的特別助理。這兩年多來，我每週在《中國報》寫的1000字專欄短文，全是在智能手機的“筆記”（notes）上面寫，完成電傳給報館的。

智能手機有一種“驅力”

從2014年3月到今年4月7日，我寫了192首現代詩，是我發表于智能手機個人網站，與網上“天狼星方陣”與“天狼星：星光燦爛”的總和。如果沒有網絡，沒有網絡的互動（互相激勵、競爭），我可能在一年內寫出196首詩來嗎？

1970年我出版了處女詩集《無絃琴》，收錄了52首詩，那是我1960到1970年的所有收穫。1977年《流放是一種傷》在台出版，很巧合，該詩集內收也是52首作品。79年的《眾生的神》是一部袖珍詩集，作品25首。換言之，整個70年代，我只寫了77首詩。我發現從60到79年的二十載，我的總生產量才129首詩，少得令我汗顏。有了網絡的舞台，我只花了一年時間即得詩近200首。智能手機有一種“驅力”（inertia），這驅力久之“內化”（internalized）成為慣性：目前我是以“隔日一詩”的速率向前飛馳。

不妨告訴讀者，我連有附註的研討會工作論文，也用iPhone書寫。加一個免費的app：Pages, 腳註的字體縮小沒問題，引用的英文論著用斜體（italic）也沒問題。本文某些部分，也可以像電腦那樣bold它。

筆者在拉曼大學主辦的研討會提呈一篇逾2萬字的論文〈從北進想像到退而結網：天狼星詩社的野史稗官〉，用的工具正是智能手機。接下來我在馬大中文系研討會提呈〈詩意·境界·詩性：論馬華（后）現代詩〉，腳註多達43個，以及去年9月在中國武漢大學提呈的專題論文：〈細胞繁殖，網絡教詩與傳播效應〉符碼一大堆，智能手機都能應付。原諒我，我有理由懷疑尊敬的山澤校長，不寫學術論文多時，才會與時事、科技如此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