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月國內的文學/文化研討會頻頻召開，有點文化中興的勢頭。說起來，國內首度有規模的文學研討會，主辦于1978年11月。地點：聯邦酒店，主辦單位：大馬華人文化協會。兩天提呈10篇論文，每個場次都換主持人。每個提呈論文者，都有機會讀半小時甚至40分鐘。
記得那回，我的論文〈馬華現代文學的意義和未來發展：一個史的回顧與前瞻〉文長1萬3800字，我用半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把重點闡述清楚，相當從容。那場研討會的主持人是王潤華教授，主席台上還坐著文協的執行主任周福泰，他是當時馬青總秘書。每場文學（不是政治）研討，周先生都坐在研討會主持人旁邊，十分礙眼。他是政治人物，坐在主席台有點像是“監場”，確保論文“政治正確”，幸虧這種監控現象，在往后的大小研討會上都不再出現。
近年來國內外提論文，只有10-20分鐘宣讀，把一兩萬字的長文扼要發表，其實是“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兩天的研討會提呈論文逾40篇，把與會者參與討論、交流的時間壓縮到幾近于無。有人拿自己整理的資料（不是事先交給主辦當局的300字摘要），向主席打個諾，即刻宣讀論文。因為唸得飛快，漢語聽來像梵文的《大悲咒〉，其他學者手上的礦泉水瞬間成了“大悲水”。教授誦讀要點，如唸般若心經，哪裡是漢語哪裡是梵語，哪裡是逗號（稍頓）、句號（停頓較久），都在只有自己才聽得見的梵唱聲中完成。
在這樣的情況下，公眾人士有多少人願意前來參與呢？真正具有“參與意義”的機會近乎不存在。率直的說，公眾人士只要拿到研討會的講義就夠了，或者說，拿到講義的複印本即足。在籍學生、研究生也是聽眾，他們的心理與公眾人士何嘗不一樣？拿到講義，尤其與自己的研究相關的講義就行了，至于參與交流討論，成了次要又次要的考慮。
妥善安排 各司其職
這樣的所謂文學學術研討平台是畸形的。文學需要傳播，傳播有許多管道，學生、研究生在一個開放（而不是封閉）的研討會上，可以通過意見的交匯，甚至看法不同擦出的火花，與公眾人士見解的岔入、分享，學習（汲取）到更多的資訊，對文學有另一重體會。大學的象牙塔有它一定的局限，民間的回饋也有它一定的功能。
研討會分成不同場次，由不同人主持。有些主持人忘了自己的身分，東拉西扯，浪費時間，他兩旁的學者/教授每人只有10分鐘宣讀論文，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主持人忘了他只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至于利用主持人的方便，炫耀學問（還OK），甚至還賣弄幽默風趣，這就讓人不能不光火。主持人這么一搞，每人宣讀論文的時間只剩下6分鐘，扣除稱呼問好，還剩下5分鐘。難怪坐在台上的學者，每個人的臉色都灰暗陰沉；他們氣苦了。“本官曾經此苦”。
來到15-20分鐘的意見交流時段（有半個小時討論乃異數），出場提問者往往一講就是10分鐘。十分搞笑，提問者不是在提問，而是洋洋灑灑的發表宏論，如果主持人是個混蛋不懂得喊停，討論交流就由一兩個人“霸佔”，本末倒置，莫甚于此。
還有研討會紛至沓來，希望主辦當局妥為安排，俾參與者，各司其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