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報導：劉美嬌
圖：受訪者提供
出生于柔佛麻坡的中國著名畫家黃國強（83歲），近年數趟回鄉探親之旅，總不忘回到童年時最熟悉，也最充滿回憶的黃金丹絨走走，並和公園里別來無恙的老樹打聲招呼。
黃國強也是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雖然離馬六十餘年，但對這片國土及生長地方的思念從沒停止，曾經無數次把家鄉那一景一物、一草一木，尤其最情有獨鍾的雨樹與榕樹畫下來。
去年，他再度回到麻坡，途經老地方時突然一陣靈感，就地素描，將一株相附共存的雨樹與榕樹素寫在紙裡，帶回北京。
巨樹巨畫，21年鄉思情
近期熱衷于焦墨畫的黃教授，花了一個月時間構思后，在牆上動筆，一個星期后終完成這幅長4公尺、寬2公尺，題為《家鄉的大樹》的“巨畫”。
專門考察和研究中國古代裝飾史的黃教授，曾走遍全中國及世界多個國家，但他見過最美麗的地方，就是麻坡。
鑑于對家鄉有一份深厚的感情，黃教授一直想透過畫來表達思念之情，且早有要畫一幅以榕樹為主題的作品，以表達這個他生長了21年的地方。
黃國強接受《中國報》訪問時透露，直到他與靠近卡瑪麗雅路的老樹重逢，毅然決定再為家鄉畫一幅畫。
他說，雨樹與榕樹依偎一起生長，它完完整整體現了點、線、面、体的藝術規律。
“當然，這兩種老樹，加上其他寄生物融合一體的畫面，才叫我真正感動，並要抓住靈感。”
黃教授坦言，是以激動的心情完成這幅《家鄉的大樹》，主要這畫有著自己對家鄉深切的思念，當中更要表達的是大馬的各民族，就有如這棵老樹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樣才會有頑強的生命力！
“混”出來的，特別漂亮
黃國強強調，民族之間只有互相容納，國家才能達致強盛。
他贊揚大馬政府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且華人與馬來人及其他各族能夠互相扶持，和諧共處。
他說，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因為歷史因素，在經濟及受教育上比不上華人，面對這種局面，如果不提高馬來人的經濟地位與生活素質，恐怕這個國家不能安穩。
他認為，華人不能看不起馬來人，而馬來人也不要仇恨華人，大家融合在一起，才能達致一體，共同進步。
“這也是我畫《家鄉的大樹》中想表達的更深一層意義。”
談及大馬時，他表示唯有種族之間緊密扶持，國民才能邁向更團結與進步。
他也說，全世界只有大馬有獨中，並贊揚馬來人在這方面的包容度，也很聰明。
“依我的觀點而言，任何單獨發展的事物都不會健康，而是要經雜交，它就像雨樹與榕樹，還有各種寄生植物，彼此纏繞相依，非常熱鬧、厚實和豐富，進而能夠茁壯成長，百年不倒。”
他認為，藝術與文化的道理都一樣，凡“混”的事物，總是特別漂亮。
藝術家有傻氣 作品添真情
“傻、大、黑、粗”不僅是黃國強堅持的藝術追求，且此畫風是最真實展現自己的性格。
他說，一個藝術家，如果沒有純真的感情，那麼所呈獻的作品是不會感人的。
“我傻里傻氣地去對一棵老樹產生感情，根本就像個傻瓜嘛！”
但他認為，被別人認為是神經病，並沒有關係，重要的是堅持自己的畫要傻得純真、沒有虛偽，因為這在藝術路上，要真正達致借物抒情的高境界，保留一顆赤子之心，是必然的。
“至于大，就是要大氣，不計小節，我畫裡要傳達的是宏偉的氣勢。”
黃國強說，隨著年紀漸長，他對黑色特別有感情，因為黑，講究的是質樸敦厚，這也是他近七、八年來對焦墨畫特別喜愛的原因。
他指出，水墨可用水來產生濃淡，但焦墨不能用水，它的考驗在于用濃墨去畫出不同色彩，其所呈獻的是另一種強烈的層次。
大馬人對焦墨畫這種新興畫種，或許感到很陌生，實際上它是由黃國強恩師之一，兼中國美術界一位德高望重的代表性藝術家張仃所鑽研，且黃教授是最早和張仃一起探討研究焦墨的學生。
談及“粗”，黃教授說，顧名思義是粗放，熱帶的事物往往表現得比較粗放、熱情、直爽，這正是他的藝術特點。
他笑言，人們形容北方人的“傻大黑粗”，正好符合其性格與藝術追求。
他也說，畫畫一定要有感情 且畫中能夠傳達畫家自己的語言，而中國畫最講研線條，往往能夠從線 條中看出畫者的藝術修養、功夫和性格。
半生顛沛流離 珍惜晚來的自由
“初二接觸美術后，我就決定一輩子要往美術工藝發展。”
黃國強一生充滿著故事，他1932年在麻坡絲絲街出生，于1949年在中化中學初中畢業，自遇見啟蒙恩師葉之威后，即引起他對美術的濃濃興趣，當時已跟自己說，今后一定往這一方面發展。
因為生活窮苦，畢業后的黃國強曾在巴莪教書半年，之后到新加坡工作及念高中，錢用完了，兩個月后就離校，並到彭亨州瓜拉庇勞和直涼執教。
老人家述說他與夫人林水的“浪漫相遇”，是發生在英殖民時期，他尚記得從瓜拉庇勞要遷至直涼前，曾交代一名老師，慰問當時被英政府捉走的同僚而受牽連的女學生（即林水）。
“豈料，該名老師卻告知要夫人（林水）寫信給我，我倆隨即開始交往，並不理會家人反對‘私奔’，當然后來女方家人接受了我。”
礙于夫人需向英政府報告每週行蹤，生活受束縛，加上在南洋，他的藝術前途受限的顧慮，夫妻倆在他21歲那年就回到中國。
黃國強順利考上中國頂尖大學之一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后來經歷文化大革命，被逼在農村勞動，妻離子散，被關在房間審查。
他說，“在馬來亞時，英國政府逼害我；回祖國后，卻被指是反共產黨，當時我想這個地球沒有我立足的地方了……萌起了尋死念頭。”
“后來想想，這不值得，因為死了等于白死；我被關了8個月，在約40歲時，才得到人生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