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枝：吵上公堂，媒體討了便宜

首相納吉面對人家一篇報導，除了提出控告，已經沒有別的選擇。

《華爾街日報》是預了面對控告才刊出這些取自馬來西亞的機密情報內容。

我們這裡，出現了兩種情況。

有人說定心說話，說不必擔心，新加坡4次告外國媒體都全勝，預先說了可以告勝《華爾街日報》。

有人急急作出澄清，說外國媒體刊出的機密情報不是由他的人提供的。如此澄清，使公眾有一份收獲，既說明是有人將內容漏給《華爾街日報》去爆出如此衝擊事件，公眾有了比較容易判斷的參考，可以自行定斷是誰和什么勢力向外洩漏這些內容。

一旦告上公堂，更多的料，真的假的及有點真的不過被放大而搬上法庭的內容，會成為公眾及媒體間更多的話題。

沉重的負擔

外媒，將事情當作是新聞專業的必然事情，輸了也不影響銷量和評價。新加坡4次告勝外媒，新加坡人卻從告訴過程中去自我判斷，打輸了官司的外國媒體，新加坡人過后並不覺得這家報刊不可靠，銷量與評價甚至更好。

個人或政府跟媒體吵上法庭，媒體已經居于上風，因為訴訟經過及分析到評論，由媒體向公眾作出傳達。公眾的心態，是比較向多方面的媒體探尋更客觀的訊息，相對的，只視個人或政府的訊息為其中一種參考。

再說回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家族財富的事，沒有吵上法庭，其中最大原因，正是考慮到經訴訟過程，一是更多的料會見光，再一是不論最后判決如何，公眾看到了更多不宜曝光的事情。

官司費方面，也在心情上形成沉重負擔，一要分心應付已經難以應付的當前問題，又得擔心不知還有多少不利的新問題陸續浮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