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後，馬新兩國曾考慮發行共同貨幣，卻因擁有權的問題而談判破裂。新加坡隨後發行過多款不同設計的紙幣，幣值也逐漸走強。
今日出版的《聯合早報》報導，新元兌令吉的走勢，最近一個月備受關注。國慶日前夕，在原油價格大跌、商品價格低落和大馬出口創收大受影響下，新元兌令吉的銀行間兌換率創下歷史新高，首次突破1新元兌2.83令吉，達2.8371的價位，目前依然在2.8的價位上下徘徊。
新加坡建國後所發行的第一套胡姬花系列鈔票，不久前從埋了25年的時間囊中“出土”，勾起許多老一輩國人的記憶。這套鈔票目前正在亞洲文明博物館展出。胡姬花系列鈔票“出土”和令吉匯率近期節節敗退，讓人回想起近半個世紀以前，新馬於1965年分家後不久，兩地政府決定讓貨幣分道揚鑣，各自發行鈔票的陳年往事。
新馬兩國政府取消共同流通貨幣，各自印發新鈔票時，曾協議讓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文萊的新貨幣自由兌換流通，因此在最初階段，1新元的幣值等同於1令吉。馬來西亞當時的財政部長陳修信曾說，兩國新貨幣等值通用兌換，能舒緩發行新鈔時大家爭先恐後兌換錢幣的情景。
陳修信1967年1月30日在吉隆坡說，他會盡最大努力讓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文萊貨幣在分家後保持對等價值，但這種對等情況能持續多久，要看各別政府所實行的經濟與金融政策。曾幾何時，新馬兩國貨幣已從最初的對等價值，甚至新元一度幣值低於令吉，走到今日一新元兌換2.83令吉的新局面。
■這張舊照片中的陳修信（左）和吳慶瑞（右），都是新馬貨幣分道揚鑣時的歷史性人物。陳修信當時是大馬財政部長，吳慶瑞則是新加坡金融體系的建造者。有趣的是，兩人的祖上都來自馬六甲。（檔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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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20日，時任財政部長的林金山宣佈，新加坡政府將從1967年6月12日起發行6種新鈔票，分別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和1000元，並以胡姬花為設計圖案。
林金山解釋，選擇胡姬花為設計圖案，是因為胡姬花已成為新加坡在國際上的一種象徵。胡姬花不僅具有裝飾作用，對當時的新加坡而言，還是一個重要的外匯來源。新加坡當時所發行的鈔票，是以100%外匯作為後盾。
政府後來在1972年8月發行25元和500元的胡姬花鈔票，1973年1月再發1萬元胡姬花鈔票，所用的是黃色的“前進蜓梵蘭”（Aranda Majulah）。這套胡姬花系列鈔票一直用到1976年，才被鳥系列鈔票取代。
很多人以為國花卓錦萬代蘭也印在這套胡姬花鈔票中，其實並沒有。1元鈔用的雖也是萬代蘭，但不是1981年才被封為國花的卓錦萬代蘭，而是名為潔娜卡內麗的萬代蘭（Vanda Janet Kane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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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是在1973年，選擇退出當初簽訂的貨幣對等互換協議，但是新加坡和文萊時至今日依然維持著兩國貨幣能對等互換的協議，這也是為何文萊錢能直接在新加坡流通使用。
已故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曾在一篇名為《新加坡1969年貨幣制度》的文章中，談到貨幣分道揚鑣的始末。他說，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時，就馬上面對要建立什麼樣的貨幣體系的迫切性。
這種迫切性不僅僅因為新加坡突然獨立了，而是大馬政府之前就已經勒令馬來亞貨幣委員會終止原來的新馬文貨幣協議，馬來西亞計劃在1966年12月11日發行自己的新鈔，原來在三地自由通行的共同貨幣必須由新鈔取代，舊鈔即將作廢。
吳慶瑞說，新加坡政府首先得決定是要自己發行鈔票，還是和馬來西亞的聯邦政府共同發行新貨幣。其次是要決定金融管理機制的性質，究竟是要設立中央銀行、貨幣局，還是以其他方式運作。
■1萬元的胡姬花鈔票是在1973年1月29日才發行，設計圖案採用了黃色的“前進蜓梵蘭”（Aranda Majulah）。（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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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新政府完全沒有管理貨幣的經驗，卻得迫切解決各種棘手而充滿挑戰的新問題。
新政府連印發新鈔和製作新錢幣的時間都沒有，當舊的硬幣作廢時，政府被迫在1967年12月5日至25日之間，租用10趟飛機把180噸重的新硬幣從生產地英國空運到新加坡，這本身就耗費了近100萬新元，在當時而言可是筆龐大數字。
吳慶瑞在文章中憶述說，發行貨幣的課題非常重要，從1965年11月21日至1966年7月23日之間，內閣至少仔細的討論了7次，當時很多內閣成員認為和馬來西亞擁有共同貨幣比較有吸引力，因為這樣做儲備金會更龐大，新貨幣也就更堅挺，何況新馬本來就有著共同貨幣。
不過，共同貨幣會帶來錯綜複雜的新問題，那便是儲備金的擁有權與操控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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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當時希望魚和熊掌兼得，提出來折中的辦法是發行同樣一套紙鈔，但兩國各有自己編號。
表面上，馬來西亞中央銀行（Bank Negara Malaysia）將有個共同戶頭，但實際上，兩國的金融機構將分別管理自己的戶頭，只是向中央銀行報備。
吳慶瑞記得兩國在專家的協助下，解決和克服了各種技術問題，但是來到關鍵性的擁有權問題時，談判還是破裂了。
當時的新加坡財長林金山要求在協議中列明新加坡戶頭中的資產屬於新加坡，但是馬方認為那樣做等於承認有兩個中央銀行，馬來西亞中央銀行豈不形同虛設？因此堅決不肯答應新方的要求。
■長堤兩岸分家後，兩國曾考慮發行共同貨幣，卻因擁有權的問題而談判破裂。新加坡隨後發行過多款不同設計的紙幣，幣值也逐漸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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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在文章中說，他從一開始就不相信共同貨幣的方案能行得通。
他認為，雙方日後肯定會長期陷入瑣碎又煩人的爭執中，甚至會影響兩國政府的良好關係，因此從一開始就分道揚鑣是比較明智的作法。
但是發行自己的鈔票也有其問題，首先是儲備金變小，貨幣相對被削弱，而且會切斷與馬來西亞的重要關係。內閣最終提出上述的折中辦法，他也就支持大家的決定。不過最終還是事與願違，兩國貨幣不得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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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對發行新貨幣不樂觀！
大馬當時的財長陳修信是在1966年8月17日公開宣佈新馬兩國將從1967年6月12日起分道揚鑣，各自發行新鈔票。
但是很多人對新加坡自行印發鈔票並不樂觀。
當陳修信在1966年12月10日到新加坡出席外甥女婚禮時，中華總商會代表還希望兩國政府能重開談判，保持共同貨幣。不過陳修信當時斬釘截鐵地表示，兩國貨幣分家已成定局，無迴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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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社會發展部前高級政務部長莊日昆（81歲）回憶當年的情景說，1966年離二戰結束、日軍投降還不是很遠，很多人對昭南時期所發行的“香蕉錢”一夜間貶值的歷史記憶猶新，民間和商界對貨幣分家難免有憂慮。
不管是商家還是市民，天天在使用的鈔票是個重大民生課題，也與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面對新馬貨幣即將分家的驟變，人們的擔憂與不安完全可以理解。
莊日昆當時擔任南大畢業生協會會長，於是萌起主辦公開講座，邀請專家學者來分析新馬貨幣分家的課題。他記得曾在某個活動上遇到財長林金山，對方向他推薦華聯銀行總經理歐陽奇。歐陽奇曾經在蔣介石的政府中工作過，很早就是國際知名經濟學家。他也是歐陽熏的父親，歐陽熏曾任建屋局主席。
1966年9月17日在新加坡福建會館舉行的座談會，還邀請文化界的廖頌揚，南大經濟系教授楊樹人、新大經濟系學者伍顯榮等一起來談這個備受商家、市民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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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修信要大馬商人“認清現實”！
在座談會前不久，大馬當時的財長陳修信公開說了一番話，明白告訴大馬商人，貨幣分家對大馬沒有什麼損失，因為大馬各方面都夠龐大，完全可以獨立印鈔和管理自己的貨幣。
他還說，新馬共同發行貨幣雖有很多好處，但是由一個中央銀行為兩個獨立國家發行貨幣，從根本上會有很大困難，特別是兩國所實施的經濟和貿易政策有很大分歧。
他因此籲請新馬兩地商人面對現實，認清兩國已不可能回到分家前同屬一個經濟體的日子，並認為商人越早認清現實，就能越早和更好的適應新局面。
陳修信也曾說過，新馬文貨幣分家後，貨幣委員會剩餘資產的分配是根據1963年貨幣利潤分配的成分來進行，即大馬得74%，新加坡18.3%，文萊7.7%。
資料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