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逸山：论调分寸，力求两全

有机会在《中国报》撰稿，我心存感激。一些友人竟然也还真的有“追”我的文章，我亦深感荣幸。也算是巧合吧，我开始供稿后不久，即碰上本地政坛上一系列既令人不安又轰轰烈烈的事件渐趋白热化，几乎无时无刻不排山倒海般涌现在社会大众眼前。

所以，自许为时事评论员的我，当然也陆陆续续“应时”地推出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与读者们分享一下我对这些热门课题或进展的若干见解。然而，最近一些有“追”我的文章的友人，向我透露他们对我的文章的一些看法，我惊讶地发觉到原来彼等的看法是颇为两级化的。

一些友人觉得我的文章论调“火候”不足，行文隐晦，要不就不敢大胆的hoot一些明明倒行逆施、指鹿为马的举措，要不就避重就轻，甚至连一些敏感课题都只敢隐约带过，不敢深入探讨，直指其非！总之，言下之意就是我胆小、“不敢”、“怕死”等，我乍听之下，也不禁汗颜，套句俗语说，恨不得当场能挖个地洞躲起来！只得当场忙不迭地赔不是，未能达到友人们的期望，要努力改善云云。

不过，事后有多点时间沉淀思考，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好道歉的。我写文章并不是在竞逐一场什么“（印度圣雄)甘地模仿大赛”，也不是参与一场什么“我是（南非伟人）曼德拉”，更不是倣傚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石破天惊的“我有一个梦”演说。

我自问没有这些伟人、完人们能牺牲自我、完成大我的崇高情操，更没有彼等能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朽典范。

硬要他人做英雄

我能做到的，只是在一些事关重大的课题或局势上，画龙点睛、指手划脚、解疑释惑一番，而我相信本报的广大读者们定有足够的智慧与“醒目”，得以一叶知秋，心里很清楚我要点出的重点，以及我对彼等态度的期望。

现实就是，我要是写得“过火”了，引起“有关方面”不悦，不由分说的把我抓将进去，到时我失去自由勉强还可说是事小，那我家人又如何得以有所依靠？而我“进了去”，那不就连我那些“胆小”的、“点到即止”的文章都见不了天日吗？到时又是谁的损失呢？更甚者，如本报因此而受牵连被关掉（近来不就硬生生的发生了类似事件吗？你又奈他何？）那又如何是好呢？所以啊，漠视本地被压缩著的舆论空间，硬要他人去逞一时的英雄，自己却坐壁上观，选好位子做观众，那才应面壁思过！

另一些友人，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我的文章论调已经濒临“过火”边缘，好心相劝谓我如不即时“临崖勒马”，小心会跌入火坑，失去人身自由，到时“被神经”一番，就后果堪虞了。我对这批友人的好意心领了。不过我的言论一向力求中肯，而且多有公开的事实为根据，只是就事论事，如这样还引起“有关方面”不满，只能说实属遗憾。

看来写文章时，除了小心掌握论调的分寸，对于读者们有时天渊之别的期望，还是要细心照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