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客室.週末架勢堂 有一種人對生命有擔當

特約:子若

圖:覃福榮

今日登場

香港著名文化人、時事評論員和傳媒主持人─劉細良
與劉細良的訪問在一家名字叫“Transit”的酒店咖啡館裡,這個名字與我們后來談到的一些話題不謀而合,令人不覺想說,這是個巧合抑或注定。

無論如何,不僅劉細良是這家酒店的過客,我們都是這片土地乃至這個地球的過客。我們在某一天來到了世上,終將有一天我們會離去,而在這個過程中,有一種叫“生命”的東西。

在飾演過客這個角色的我們,該如何做才對得起讓我們這一輩子居留的家國?該怎樣做才稱得上有意義的生命?這關乎我們決定要做一個怎樣的人和怎樣做人。

也在這一天,劉細良與太太鄺穎萱遞上了一本他們倆與友人蕭家怡合著的新書,書名為《情與義》,裡頭記錄了一年前發生在香港那一場激動人心的雨傘運動的點滴。

全書訪問了十多位當時長期留守在金鐘的各界人士,他們有藝術家、有社會義工等人,他們都是書中所稱的“金鐘村民”,各自以一己之力、一己之專長實踐佔領日子的生活。

至于劉細良,他何嘗不也是這場運動的實踐者之一;他來了,他看了,他也寫了,他是這場運動的參與者,亦是書寫者。

像他這樣一個集文化人、時事評論員、傳媒主持人與旅游家于一身的人,不僅能寫還擅長說,訪他是具有一定的難度,那是因為該說的他都講出口了,該寫的他都疾筆成書了,尤其他個人履歷是如此豐厚紮實。

從他多姿多采的人生歷練中,讓我想起了香港歌手何韻詩主唱、林夕填詞、李拾壹作曲的一首歌《是有種人》,歌詞中寫到:“是有種人/令這兒有風景/有種個性/從未曾被鑑定/別睡在夢裡/站著造夢更起勁”

我想知道的是,是怎樣的一個成長環境,培育出像劉細良這樣一個對家國有擔當、對生命願意負責任的公民?對于這一連串的提問,劉細良坦言,有好幾個因素影響他至深。

龍蛇混雜中 不放棄上進

劉細良成長于黃大仙附近一戶貧困的家庭裡,自幼在俗稱為“徙置區”(Resettlement areas)的地方度過,住的是過渡期房屋(Transit House)計劃下的平房,“鄰里間必須共同使用同一個廁所和廚房。”

在這個龍蛇混雜的大環境裡,其同齡的朋友裡頭,男的有些加入了黑社會,女的有些當上了性工作者,而小小年紀的他,卻做了一個與眾不同的選擇,這個選擇影響了其后來的人生歲月。

每逢放學以后,他就把自己隱藏在一座書海裡頭,“那是非政府組織香港明愛設立的一座社區圖書館。”當時的他總覺得,圖書館裡頭跟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樣,這裡除了書與書架以外,人也鮮少,他享受一個人在裡頭進行閱讀的時光。

從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到瓊瑤、岑凱倫的言情小說,他無一不涉獵,“圖書館裡的書幾乎都給我看完了!”劉細良后來之所以走上文化的路線,他認為,這座小小的圖書館給了他豐富的滋養。

到了青少年時期,他進入華文中學讀書,在英殖民地的時代裡,華文中學被視為專門收留成績差強人意的學府。在生活與教育環境皆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許多孩子很輕易就選擇了放棄!”那是放棄一個叫做“力爭上游”的機會。

但老天爺不僅讓他遇上了好讀物,更安排他遇見了好老師。當時,香港有一批在1949年前后因時勢動盪而遷居至香港的學者,他們都只能在華文中學任教,“這些老師讓我開始去接觸錢穆、唐君毅等不少新儒家學者的著作,從而瞭解中國的歷史,后來還因此而進入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修讀歷史。”

非主流文化 養政治理念

在這段求學的日子裡,劉細良也遇上了從台灣畢業回到香港執教的老師,“儘管他們的資歷不受英聯邦政府承認,卻不減少他們作育英才的熱誠。”

在七十年代度過其中學生涯的劉細良坦言,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英殖民地時代下的非主流人事物,只是,當年看似無用武之地的知識,卻在廿年后變成很重要的個人裝備。

到了九十年代,他深刻地體會到,人們都急迫地想要去瞭解中國,大家都開始接受中文寫作,但這些過去的無用,都是需要時間去經歷、去遇見改變,而堅持你所相信的變得很重要。

從一座圖書館到一代老師的影響,1989年中國發生的六四事件,讓當時作為中文大學社會系碩士班學生的他,毅然決然改變了原本“唸完碩士,到美國唸博士,再回港當學者”的生涯規劃。

劉細良后來選擇加入剛創立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的團隊,此乃香港首個民主派政黨,他因而成了創黨主席、有“香港民主之父”稱號的李柱銘助理,凡是演講稿、專欄文章,幾乎都是出自他的手筆,“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它對我后來的人生路有莫大影響。”

角色不重要 重要的是信念

同樣的境遇,每個人的體會卻是不盡相同,劉細良從家園與國家的微妙變化中,看見自己需要做出的轉變。從他個人履歷中,我們都知道他扮演過不同的角色,他是如何看待這些角色?以哪個角色自居呢?

“角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人的信念。”他繼續說道:“如果每一個不同的角色,都是代表著自己的信念去做事,任何角色其實都是一樣的。”

他有過參政的經歷,當過特區政府的幕僚,做個媒體人,如今則擁有自己的出版社。在眾多角色裡,不同的僅僅是工作上的內容,其信念卻從未動搖過,“我也很容易去適應每個角色的轉變。“

至于他口中的“信念”是什麼?他不假思索,答道:一定要營造一個公義的社會,在非主流環境中長大的他,深切體會到公義與平等是何其重要。

適時轉念,豁然開朗

無論如何,不管一個人擁有怎樣的成長環境,他必須先懂得肯定自己,再來,就是對自己有所期待。他當年之所以經常躲在圖書館裡,就是不想跟同齡的一些孩子走上歪路,“我對自己有期待!”

他認為,這樣的觀念是不學自會的,但可以通過教育去培養孩子的獨立思考,“當孩子看到週遭的負面環境時,他必須有能力去思考、去選擇是否要走上這一條路。”

因此,他說,每個人都會有信念,但若是失去實踐信念的決心,一切都會流于空談,止步不前。他以過來人的經歷告訴大家,這個“實踐信念的決心”,是對自己有期望的最堅定做法。

“如果你不想當個平庸的人,並認為自己有社會責任,那麼,不論你身處在哪個角色,即使是個最普通的建築工人,你都會投入到公民社會運動,而不止于在地盤裡埋頭苦幹。”

走在公民運動的路上,劉細良不否認有時會被低潮期的困頓、灰心煎熬著,但只要我們適時轉個念,頓時豁然開朗。他說道:如果有一個人因你而改變,這已是很大的成就了。

他指出,若是有人想要在一天之內改變社會,這不只是不切實際,同時,這也是給自己放棄的最好藉口。

“我們必須認清現實面,這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必須為溫飽而奔波,生活營營役役,但我們並不能責怪他們,反而需要去思考,可以做些什麼來令這些人做出改變呢?”

投身新媒體 不讓腳步停下來

劉細良以自身經歷為例,當年離開大學以后,他認為,香港的民主選舉很重要,所以選擇加入民主黨,在該黨待了六七年后,他察覺到,九七以后最重要的當屬傳媒,他于是投身媒體行業。

就在前特首董建華下台后,他看到建立一個良好管制的政府的迫切性,因而接下香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的中央政策組顧問一職,以執行最核心的幕僚工作。

隨后,擅長觀察社會動向與變化的他,意識到未來會影響公民社會運動的是新媒體,于是,在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喊出“我城‧我觀點‧我主場”的口號,為瀏覽者提供新聞及各類資料。

《主場》很快就成了點擊率最高(每天約30萬)的香港獨立網上新媒體,為香港獨立自由公民社會一道美麗風景線。

劉細良表示,這是一段無窮探索的路,它也印證了,未必一條路就可以通往目標;最重要的是,過程中不能停下腳步,哪怕是攀山越嶺、涉水渡河,都一定要往前跨步。

他認為,在這個走的過程中,必定有人被你的行動打動,開始跟著你走;當然,也有人因此而掉隊,但我們必須時刻自我檢討,找出這些人離開的原因。

人性抉擇:量才適性

在想與做之間,劉細良更傾向于“事情要做了才知道”的一面。他認為,憑空想像出來的構思是容易走上失敗的,“惟有通過行動的實踐,才能注意到現實中的許多細節,才能讓你反省、調整與修正。”

不論是公民運動,抑或日常生活,他主張“在實踐中學習”的態度。

在每一個人生、每場公民運動中,高高低低本來就是曲線圖,那是避免不了的,他勸導大家,當低潮來臨時,別讓自己陷于眼前的困頓,而是試著去想:走向高潮時,我想做的是什麼?

于是,好奇地問他,每一回做出人生的轉折點時,他以何作為依歸?

此時,他提到了人們最常“推銷”的“生涯規劃”想法,在其心目中,人生的生涯是不能像經濟般可以規劃,因為那是人性的抉擇啊!

說到這裡,他提到了其大學教授逯耀東曾贈給他的四個字:量才適性。

逯教授是一位美食家兼史學家,從教授給他的字裡頭,劉細良學會了在適當的時候,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並且這件事還必須是符合自己的個性。

當機會來了,事先考慮的是,自己有沒有能力做?再來,就是喜歡或不喜歡去做?兩者必須兼合,才能找到走下去的動力。

當一個人決定以信念作擔保,並交出自己來推動家國方方面面的進步,這才對得起“好公民”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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