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美清：谁来拨乱反正？

清朝名臣曾国藩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一）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二）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三）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

若以上述情况对照现在的马来西亚，看似有了这些征兆。

从一马发展公司涉嫌舞弊案，至网络媒体揭露26亿令吉事件，副首相遭革职、内阁重组把公账委员会成员招入首相署部门、总检察长“被辞职”，种种不合理的事，全民似乎只能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所谓正常的处理方式已被排除，反常的事却很多，一人之权力已凌驾于一切。

领导人涉嫌钜款贪污案是严重的事，如今一件严重错误的大事，变成犹如无关当事人的小事，当事人以俨如第三者的身分要求调查，还可要求多给时间让“真相”大白。

领导人最忌讳背上污名，面对钜款案件指控，如果是子虚乌有的指责，领导人可展开诉讼讨回公道，可是在调查期间，突然发生总检察长易人、公账委员会重度的人事变动，难道这是应该发生的事？

官不敢说民声

所谓的领导人权力，不是神权，并非必须成为所有人的信仰。但显然这已成了执政成员党的信仰，只能遵从，不能质疑，把领导人不寻常的举止合理化，更不会为民要求公义。

既然人民的心声为官者不敢说，人民只好自己传达，当民众通过和平集会反映对领导人的施政不满，为民主发声，却被刻意标签为种族化、妖魔化、攻讦化。官字两个口却难言，人民敢说反被扭曲压制。

连国际反贪大会都认为，大马领导人应该面对国际，解释钜款弊案，我国领导人却选择听部长的谏言，避重就轻，继续颠覆权力与游戏规则。反贪污滥权，对这国家的意义何在？

官场黑白不分，政客自保权力是常态，但不断极化种族关系来达到巩固权力，是在典当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做不到拨乱反正，就随时会在乱中被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