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4-5日，我出席拉曼大學中文系主辦的：“馬華文學的研究和傳播：天狼星詩社與現代主義”研討會。我的主題演講本來打算探討“元敘事”（meta-narrative），為了切題，我當天的講稿，重點反而是詩社重組過程與一年來的發展。
賀淑芳提的論文〈蕉風獨立后的評論與現代主義：局限與孕育〉，提到1958年《蕉風》月刊引進的人本主義。她認為《蕉風》在1958年，選擇從現實主義左右兩派的爭奪話語權的僵局脫穎而出，提出並鼓勵本地作家從事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humanism）創作，是讓現代詩“介入”。1958年之前，《蕉風》月刊提倡“純文藝化”、“馬來亞化”，也就是“在地化”，偶而也會冒出一兩篇階級鬥爭一類的政治之作。以人本主義提供本地創作的方針，強調人文關懷，追求人性真善與藝術之美，是面面俱圓的有效選稿策略。
賀淑芳在提論文后，回過頭來問其他的學者，《蕉風》是用這種方式過渡入現代主義的嗎？1959年《蕉風》刊載了白垚的〈麻河靜立〉，為接踵而至的現代詩新作鋪路。內行人都知道詩比其他文類——散文、小說、戲劇的變異——率先領航，中西文學莫不如此。
什么是“元敘事”？元敘事是李歐塔（J.F. Lyotard）提出的概念，后現代的批判理論指出元敘事是社會的主導思想，綜合歷史的意義與知識的普遍認同。元敘事涉及社會的政經文教，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它把歷史事實建構成未來的構想/理想，具有指標性與權威性，寫出來的作品便是“權威話語”。晉人愛菊，唐代人愛牡丹，宋人愛梅，那是當時社會的流行時尚，這些花卉以常用的意象（imageries）出現在魏晉唐宋的作品裡，它們是文學“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也就是元敘事的次要主題。
60-70年代的新馬文學的元敘事重要主題包括 1）反殖民，2）反黃，3）反封建，4）反專制，5）反迷信；作品的內容圍繞在 1）資本家的貪婪無良，2）社會貧富懸殊，3）謳歌勞苦大眾，4）暴露階級歧視，5）教師偉大，董事勢大，6）無商不奸，為富不仁，7）南大的緬懷……《蕉風月刊》不易悖逆元敘事的話語霸權，只能以“文學反映人性”、“文學以人為目的”力保文學的純粹性。
說教文學沒有力量
我1958年在《馬來亞通報》發表第一首詩，如果當年沒有《通報》的文藝副刊〈晨鐘〉，我可能捱不下去。當時兩家暢銷的華文日報文藝副刊從不刊載我的詩與散文，作品不斷投籃（1958-64），對于一個十多二十多歲的文藝青年的心理打擊是很大的。如果當年沒有《通報》的〈晨鐘〉，我可能已心灰意冷輟筆了。今日返顧，我完全瞭解早年有關報章，排斥我那些力匡式浪漫詩的原因。那些力匡的感情抒寫，即使我提昇到《詩經》風雅頌“風”的層次，也可能被排斥，理由是，它不符合“元敘事”的要求。
當年的報章文藝副刊與雜誌，把關人以元敘事為主導思想。我在1959年弄了篇〈論個人品德的訓練對于社會〉，文章刊當時的《蜜蜂》月刊。老天，那是一個15歲中學生的塗鴉。老生常談加上我的胡說亂侃，文藝雜誌居然當著警世之作。文藝副刊把關人不夠專業，甚至缺乏文學常識。
當前的元敘事會是什么？后馬哈迪時代的政治風雲、華小獨中的困境、華人社會的內爆（implosion ）與分裂、政經文教的瓶頸、國內的種族歧視與貪腐狀況……任何文學作品都不能沒有時代因素為基底，怎樣把它藝術化處理是我們的挑戰與考慮。主題帶路，意識形態膨脹，那會回到50-70年代的訓誨文學的老路。說教文學是沒有力量的，吾輩宜慎。（2015/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