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奇芳／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隨著美國的加入和主導，“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的規模和影響迅速擴大。
TPP與以東協為中心的經濟合作機制，形成亞太經濟一體化兩大軌道，並立競爭的態勢。東協既是“東協+”軌道的主導和核心，也是美國高調“重返”亞太的主要切入點和推動TPP擴大的主要對象。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曾于2012年9月15日，發表《東協國家TPP政策探析》的分析文章；《中國報》謹此摘錄其中4個已在本周一簽署TPP的東協國家政策分析內容）
一）TPP創始成員國：新加坡、汶萊
1．新加坡：最富雄心和優勢，積極推動TPP談判和擴大
新加坡地理上的自然條件，決定了新加坡“貿易立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其貿易政策具有自由、開放和進取的突出特點。
新加坡通過發起TPP來實現其發展雄心。作為一個小型經濟體，新加坡影響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能力非常有限。它選擇主動而超前發起TPP這樣的全面高質量自由貿易協定，然后吸引其他更大更強的經濟體加入。新加坡對TPP寄托了巨大的希望，力圖“以小博大”，提升自己在未來國際經濟體制內的地位和影響。
新加坡在TPP高標準落實上的優勢，超過任何東協國家。首先，新加坡和美國早在2004年就簽署了雙邊FTA，這被普遍視為一個全面的高水平自貿協定，與TPP的重合度很高。新加坡與其他TPP成員國也基本都簽有雙邊FTA。
其次，新加坡在知識產權、金融服務、環境、勞工和其他TPP談判中的“邊境內”規章制度上已經非常嚴厲，與TPP的要求十分接近。
2．汶萊：利用TPP促進經濟多元化，提升國際地位
汶萊實行貿易立國的發展戰略。它是東協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其經濟結構單一，嚴重依賴油氣產業，生活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幾乎完全依靠進口。
因此，汶萊一向奉行高度開放的貿易政策。其貿易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即“支持開放、基于規則以及非歧視性的多邊貿易體系”，將WTO、“開放的地區主義”和FTA作為對外貿易的三大支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促進經濟的顯著多元化”。
汶萊受新加坡影響
汶萊的TPP政策，很大程度上受新加坡影響。兩國國情相似，長期保持極為密切乃至特殊的國家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自1967年以來，兩國一直維持貨幣等值互換制度，並在金融危機時相互救助，維護貨幣穩定。
汶萊的TPP政策獲美國大力支持。對于以高標準執行TPP的困難，特別是在投資、金融服務、勞工、環境和知識產權領域的困難，汶萊蘇丹在2011年11月夏威夷APEC峰會上向奧巴馬表示 “需要更多時間解決”，而且還需要“幫助和能力建設”。
對此，美國表示將提供技術援助，幫汶萊“消除”障礙，並盛讚汶萊是“在美國與東協加深聯繫中幫助最大的國家”。
二）已經加入TPP談判的國家：越南、馬來西亞
1．越南：實力弱但決心大，高度重視TPP的戰略價值
在各個東協TPP成員國當中，越南的經濟發展水平最低，但早前加入TPP的決心最堅定。越南清楚地意識到，加入TPP不可避免會給其經濟帶來巨大衝擊。一方面，市場的開放會讓越南競爭力較弱的領域損失慘重，尤其是電信、政府採購、金融等長期受到嚴密保護的部門。
另一方面，要達到TPP的高標準，越南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比如，TPP空前嚴格的知識產權標準，會讓侵權氾濫的越南商品價格和企業成本大大提高。此越南也看到TPP會給它帶來政治威脅。
越南一直將加入多邊機制視為融入國際社會、增強國際影響力的主要途徑，之前它積極尋求加入東協和WTO，就是出于此目的。如今WTO陷入僵局，TPP代替它成為越進一步擴大開放、融入國際經濟的最佳平台。
美國近年來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對象，但美國迄今未承認越南的市場經濟地位。加入TPP后的其中一個好處是TPP框架下的減稅，可讓越南對美出口紡織品的平均稅率，從目前的7%下降為零。越南還可以從TPP中的發達夥伴獲得先進技術、高水平管理和專業服務。
2．馬來西亞：在期待TPP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保持東協的優先地位
馬來西亞實行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長期奉行高度開放的貿易政策。在東南亞乃至整個東亞，馬來西亞貿易開放程度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這種貿易政策推動馬來西亞的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平均增長速度超過9%。
替代與美國FTA談判
馬來西亞加入TPP，首先是為了與美國達成FTA，擴大對外貿易。進入21世紀，馬來西亞將FTA作為擴大對外貿易的關鍵途徑，與中、日、韓、澳、印等主要貿易夥伴的FTA均已達成，唯獨與美國的雙邊FTA談判斷斷續續，毫無成果，而TPP是一個與美國達成FTA的絕好機會。大馬政府也已正式表示，用TPP替代與美國的雙邊FTA談判。
馬來西亞對加入TPP的回報前景非常樂觀，特別是由于美國加入TPP，可以讓優惠貿易在馬來西亞整體對外貿易中的比例，增加11.7個百分點，上升到71.2%。
馬來西亞也期待TPP為其經濟轉型提供動力。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馬來西亞經濟增長速度大幅下降，在2008年和2009年甚至出現負增長。除了受到一系列國際金融危機或經濟衰退的影響，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大馬國內經濟模式的限制。
大馬政府認為，TPP的高標準可以促進國內法規管理的完善，與位于地區產業鏈上游的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接近，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吸引更多外資，提升馬來西亞總體的競爭力。
馬來西亞重視TPP對其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尤其將其視為與美國達成FTA的替代方式，期待TPP擴大馬來西亞的對外貿易，幫助大馬實現經濟轉型。但馬來西亞堅持傳統的外交政策，TPP並未取代“東協+”這一軌道在其對外戰略中的優先地位。
結論
東協國家的TPP政策各有其利益考慮，但影響決策的主要因素都相同，包括經濟和非經濟兩個方面：經濟因素的影響，具有顯著的兩面性。
TPP帶來的相互市場高度開放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為東協各國帶來提升競爭力的良機，也會給弱勢部門造成致命的衝擊。
東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極具多樣性，但整體上都與TPP的高標準有一定的距離。這個高標準帶來的壓力，可能成為各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動力，也可能引發經濟和社會矛盾。
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更深刻。東協國家都清楚，TPP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由貿易協定，它本身就是美國爭奪亞太戰略主導權的一個重要工具，兩大亞太經濟合作軌道的競爭背后，蘊含了中美等大國博弈，無論對東協各國還是東協一體化，都有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