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婚后七年，生了四個小孩。我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皆在馬來亞獨立前后呱呱墮地，仿佛是為了慶祝嶄新國家的誕生，那時家境也相當富裕。也許生性外向，我大概從學會爬地走路開始，就嚮往住家以外的世界，所以姐姐和弟弟是如何“長大”的？年幼的我不曾留意。
那時的家像個大池塘，處處都有魚兒生活的空間。兩個姐姐和女傭陳見同房。弟弟從誕生開始就與父母同睡，我則住在隔間的小天地裡。姐姐是如何長大的？我真的不知道；弟弟安靜聽話，一直跟在媽媽身旁。在我生命的前幾年，爸爸玩攝影，留下了我們去極樂寺、升旗山、植物園和海邊游玩戲水的黑白照片。這些圖像，見證了我們一起生活過。
此外是一些片斷，零星殘缺：有一天黃昏我站在祖屋前的椰樹下，鄰居助產的阿嬸突然跑來說：“你媽生了個弟弟。”那年我三歲半。沒多久的一個深夜裡，我噩夢醒來，看見媽媽一邊折洗曬的衣服一邊流淚。大姐十二歲我九歲那年，爸爸在屋前的露天羽球場為她舉辦生日會。她的同學都來了，排排坐的圍住主持游戲節目、猜謎和派送獎品禮物的爸爸。這是我見過的最豪華與熱鬧，也是我小時候家中的最后一次生日會。爸爸沒為其他孩子籌備這樣的活動，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家中不再慶祝任何人的生日。
我們姐弟上中學時，家族鬧得雞犬不寧，我多數時間流連外頭。姐弟究竟是如何度過他們的青少年歲月？我真的不知道。我們確實是同住一個屋簷下，但各自過生活。我腦海中與他們相處的記憶是一片空白。我曾因而恐慌。我一定錯過了很多珍貴的過去。那時爸媽都當小販，只能確保孩子溫飽，無暇顧及其他。
大姐上了本地大學，二姐出來工作，我去了台灣深造，二弟到吉隆坡讀學院。日子就這樣消失了，有一支魔筆用渾濁的灰色，塗抹掉這段記憶。再后來，除了二姐不嫁，我們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也都為事業忙碌。我學成返檳只住了兩年，之后在吉隆坡耗盡了三十年。父親早逝，負責照顧媽媽的是我姐弟。
四個孩子當中，最少關心媽媽和手足的是我。但媽媽沒責怪我，姐弟也沒責怪我。相反的，他們只會體諒我在國都謀生不易。過了中年，我和姐弟的關係真正親密起來，相聚時有說有笑，經常聯絡，我也慢慢學會對他們談心事。我知道這樣的變化有著一個關鍵：我們有個偉大的媽媽。
這段路走得崎嶇漫長。當生命的碎片重新聚攏，它呈現的已非原貌，而是新的拼圖。每一小塊每一邊緣，都已細細縫合，並如傷口痊癒般漸漸長肉。
這時候我才知道，有一帖神奇的療傷聖藥叫血緣至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