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扇门‧王修捷：不存在的力量

彼得杜拉克在《下一个社会》里曾提及多元主义的再兴起。他追溯中世纪西方社会中，曾有过一段时间，不论是宗教或世俗单位，都拥有自主地位和权利。但十五世纪以后，由于民族国家出现，经过五百年发展，主权国家变成社会唯一的权力轴心。随着十九世纪中叶的来到，各种企业兴起，形成各式各样的利益团体，向政府争取自主权。但他同时也觉得，这些利益团体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而不注重公益。如何使得这些利益团体拥有共同纲领，是未来一大挑战。

他的观察，或许不能完全适合用于诠释我国情况。他所谓的中世纪宗教或世俗单位拥有自主地位，按照我的理解，梵蒂冈也曾经适用于解释此模式。十五世纪以后，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主权国家的例子，也很容易找得到。而十九世纪大企业兴起，并向政府争取权利，这个情况在国外也经常可见。如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策略，有时不得不因为商业考量（尤其是牵涉到大集团的利益）而作出调整。

但这些形式是否在我国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依我愚见，我国情况似乎有别于这些社会现象。当我们看见郭鹤年的生意王朝似乎很轻易就被易手、SP Setia壮大以后也很容易改头换面、CIMB银行对南方银行的恶性收购，却没有引起太大注意，这些例子背后说明了什么？这背后可能有很复杂的原因，但简单而言，我们这里的大企业，并没有展现出这种多元主义的力量。或者说，我们这里的多元主义被某一种主义所压抑了。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我倒觉得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经济体。说穿了，那是一盘生意。有的国家有着先天优势，生意特别容易上轨道（如产油国）。有的国家没优势，也能在先天不足下，把生意搞上来（如新加坡）。有的国家，似乎注重内部某群体的竞争多于对外竞争。这情况就像摆着一盘生意不好好经营，却注重内部争夺，那生意自然是要垮掉的。

这年头大家都在说人才外流的问题，一个摆在面前的残酷问题是，当你能到更好的公司，你还会留在原有公司吗？当然，还有很多人愿意留下。但愿意留下的，不是能力不足的一群，就是希望能改变现状的一群。至于能不能改变到什么，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