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扇門‧王修捷：不存在的力量

彼得杜拉克在《下一個社會》裡曾提及多元主義的再興起。他追溯中世紀西方社會中，曾有過一段時間，不論是宗教或世俗單位，都擁有自主地位和權利。但十五世紀以後，由於民族國家出現，經過五百年發展，主權國家變成社會唯一的權力軸心。隨著十九世紀中葉的來到，各種企業興起，形成各式各樣的利益團體，向政府爭取自主權。但他同時也覺得，這些利益團體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而不注重公益。如何使得這些利益團體擁有共同綱領，是未來一大挑戰。

他的觀察，或許不能完全適合用於詮釋我國情況。他所謂的中世紀宗教或世俗單位擁有自主地位，按照我的理解，梵蒂岡也曾經適用於解釋此模式。十五世紀以後，從民族國家過渡到主權國家的例子，也很容易找得到。而十九世紀大企業興起，並向政府爭取權利，這個情況在國外也經常可見。如美國對中國的一些策略，有時不得不因為商業考量（尤其是牽涉到大集團的利益）而作出調整。

但這些形式是否在我國有明顯的共同之處？依我愚見，我國情況似乎有別於這些社會現象。當我們看見郭鶴年的生意王朝似乎很輕易就被易手、SP Setia壯大以後也很容易改頭換面、CIMB銀行對南方銀行的惡性收購，卻沒有引起太大注意，這些例子背後說明了什麼？這背後可能有很複雜的原因，但簡單而言，我們這裡的大企業，並沒有展現出這種多元主義的力量。或者說，我們這裡的多元主義被某一種主義所壓抑了。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我倒覺得每個國家都是一個經濟體。說穿了，那是一盤生意。有的國家有著先天優勢，生意特別容易上軌道（如產油國）。有的國家沒優勢，也能在先天不足下，把生意搞上來（如新加坡）。有的國家，似乎注重內部某群體的競爭多於對外競爭。這情況就像擺著一盤生意不好好經營，卻注重內部爭奪，那生意自然是要垮掉的。

這年頭大家都在說人才外流的問題，一個擺在面前的殘酷問題是，當你能到更好的公司，你還會留在原有公司嗎？當然，還有很多人願意留下。但願意留下的，不是能力不足的一群，就是希望能改變現狀的一群。至於能不能改變到什麼，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