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我們需要文化人 | 中國報 China Press

悅讀‧我們需要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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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張斯翔

我們在亞洲邊陲第三世界國家中,正是缺少了這類不切實際的學者文人,也許有了這樣的學者,我們才能突破各種文化困境,但也許反之,突破了過于現實的困境,我們才能培植出如此的學者……

不斷可從網上看見馬來西亞人民大量移民的消息,當然其中最大宗指的還是新加坡。近年來馬來西亞政治出現各種不一的現象,也有各種不同的言論,讓我們覺得似乎在上演各種名目的荒謬劇。我的一個親戚,幾乎是從孩子小時候就不斷給他們灌輸,若能到新加坡唸書、工作、落地生根是如何光宗耀祖的事。確實這樣的灌輸在大兒子身上得到了最佳成果,但這半年來的令吉疲軟,新幣居高不下,同時影響了小兒子在出路上的選擇。做母親的雖說尊重兒子的決定,但在小兒子說起想到香港留學時,卻不斷直接或間接地說起新加坡的優勢。且又有大哥這樣的例子,似乎加強了其母親的說服力。

這個例子讓我們至少看見兩個問題:一是新加坡自獨立以來,通過不斷發展達到了在東南亞的超越性地位,讓馬來西亞人民對這曾被切割的彈丸小島產生羨慕嫉妒恨的複雜感情。如李歐梵觀察到的香港和上海那糾結的愛恨情仇,但馬來西亞人似乎又認同新加坡多于競爭對手的姿態。



我們要再追問下去的是,新加坡的文化是什麼?新加坡要如何能產生一位如李歐梵那樣浪漫、睿智而眼光銳利的文化研究者?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同時也有很多答案。

第二個問題是,馬來西亞人對于自身可能擁有的文化優勢及資源棄之如敝履,只重視追求各種看得見且可換算的實質性利益,那馬來西亞是不是早就和香港一樣走進了“過分現代性”?但若我們追問下去,含有“過分現代性”的國際都市形態,那其中的人心思想又如何調適自我?

馬來西亞人(尤其華人)現今的情況更是一種“無能為力”的悲愴──面對時代、政治、世界,一方面很認份且世故地自覺不可能有改變世界或大環境的能力,自覺的成為小市民,運用能做的努力將生活過得如集體塑造的願景般美好;另一方面卻在心裡不斷祈求有人登高一呼,能夠讓他們在安全的情況下,趁便車見證國家的改變,但這改變還是得對自己有利才行。我並不厭惡這樣的小市民心態,甚至可以說是很“小資”的世故,更覺得這或許是馬來西亞人比新加坡人更有“能量”的來源。

馬來西亞比新加坡有趣之處

革命是無產階級做的事,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就只有爛命一條和一腔熱血。小資階級正因為想要更多而暗地裏期盼革命,但同時害怕失去自己手上僅有的部分,不願放手。政府不斷製造小資,那就不會有實質的革命,更可以在選舉時操控這些小資的各種“世故”,這也是馬來西亞政治比新加坡政治更有趣的地方。

從《尋找香港文化》開始,融合了《都市漫游者》的內容,兩本文化散文集在13年后增訂為一本合輯,正是將李歐梵從香港出發的文化關懷,進一步拓展到世界關懷,其標誌性的“狐狸型”漫游的視角。

雖然其中的文章已有十數年的歷史,但我們在重新閱讀的過程中,卻能發現各種先知洞見般的說法,在這十數年來四處成真。而重新審視這位人文學者的觀點,我們正可以更深入思考。有些人覺得李歐梵太世故又太浪漫,有不切實際。但由我來說的話,我們在亞洲邊陲的第三世界國家中,正是缺少了這類的“不切實際”,也許有了這樣的學者,我們才能突破各種文化困境,但也許反之,突破了過于現實的困境,我們才能有能力培植出如此的學者。

我之所以處處為當代華人的都市文化──上海、香港、臺北、新加坡、吉隆坡、檳城──打氣,皆是基于一種信念:我認為當代文化的範疇就是都市。對都市文化應該培養一種“文化敏感”──這種“敏感”應該是一種理性和感性、思維和形像的混合體,單靠抽象理論或印象觀察都嫌不足。
我之所以處處為當代華人的都市文化──上海、香港、臺北、新加坡、吉隆坡、檳城──打氣,皆是基于一種信念:我認為當代文化的範疇就是都市。對都市文化應該培養一種“文化敏感”──這種“敏感”應該是一種理性和感性、思維和形像的混合體,單靠抽象理論或印象觀察都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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