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唱着的歌 大获好评
（新加坡讯）128分钟纪录片反映30年新谣，导演邓宝翠自嘲剪片后老了30年，巫启贤唱《邂逅》歌词念不出“彳亍”，木子10分钟写好《雾锁南洋》！
新加坡第1部以新谣为主题的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前天在滨海艺术中心举行首映，由独立电影女导演邓宝翠操刀，片长两个多小时，花两年时间筹备拍摄。
制作团队为了追溯源头，采访多名资深报人，包括杜南发、潘正镭及白全成等，剧组四处搜集档案、素材和视像，重新审视新谣的时代价值。
邓宝翠在纪录片结束后，与在场千名观众交流，影片诚意满满，得到很大的肯定与鼓励，身为宝翠老师也是作家的孙爱玲也大夸学生“你真行”，拍的作品比大学做的功课还要好！
有观众建议拍新谣续集，但邓宝翠笑说剪完片发现自己老了30年，续集？应该不会有了。
“我们团队主见强，大家个性刚烈，常争到面红耳赤，这部纪录片是以最初的感动去进行，还有的做到她们父母打电话来问，因为没有回家！”
为了《我们》呕心沥血，居然当起“不回家的人”。
《我们唱着的歌》以天后孙燕姿、亚洲天王林俊杰开场，带出新谣因母族文化的坚持和信念下被催生，原来，新谣衍生与南大诗社带有些许关联。
新谣之父张泛落泪谈南大
《我》的前半段描述“华校生的哀歌”，也重现当年南大牌坊被拆下的画面，让人了解到，新谣与南大诗乐原来也有一点点的关系。影片也记录了南大情怀，中文没落和一代人的失落与无奈。
台下的末代华校生，看到这些沉重而让人心痛的历史，眼眶也一阵红，现场也听到不少观众在抽泣。《我》让人了解到，新谣与南大诗乐原来也有一点点的关系。
其中一段访问“新谣之父”张泛，他在片中谈及南大的兴衰，忍不住哽咽落泪，也让观众看得鼻酸。
但影片轻松部分不少，当中以巫启贤受访说的最逗趣，他被爆念裕廊初级学院时，只上华文课，上其他课常“开溜”，爱躲在餐厅一角弹唱，成了学生午餐时“一目了然”的标志。
当年，他创作脍炙人口的《邂逅》，灵感来自已故香港音乐才子陈百强，后来找同学黄譓祯填词，读到歌词第一行写的“彳亍”（音读Chi Chu），居然读不出发音。
身为新谣“重量级”人物之一的巫启贤还说：“我会迅速走红，是因为没有对手，他们都去当兵了！”让人忍俊不住。
新加坡创作人木子1983年一首《雾锁南洋》深入民心，殊不知他花了10分钟就搞定。
当年新谣创作人之一的许环良则爆出，推出《明天21》新谣专辑，销量1万多，岂料碰上冻结公司，对方跑路，他们一分钱都收不到！
耗时2年拍摄
《我》耗时两年制作，44岁的邓宝翠以“爆肝爆肺”来形容制作这部片的辛苦过程，坦言自己一下子老了30岁。她透露，拍摄《我》最困难是资料收集和整合，因这些影音资料没有很完善地被保存起来，因此多靠媒体机构、民间团体和个人提供照片及宝贵的影音记录和资料，让她非常感激。
另外，她共采访40多人，但最终要考虑到电影的流程与顺畅，只好大刀阔斧地剪辑掉，对此她苦笑说：“真的很抱歉，都不懂如何跟这些受访者交代。”邓宝翠说，她原本只想拍一部1小时关于新谣的纪录片，岂料在资料收集时发现“我们越挖越多，越挖越深，那个广度和涉及范围，超乎我们想像。”
整部《我》耗资越30万摄制，主要由民间团体、商界和个人资助完成。没向相关政府机构叩门求资助吗？
邓宝翠无奈说：“有啊。但大多时候都吃了闭门羹….”不过也因为纪录片由民间发起和完成，也微妙地切合了当年“新谣”诞生的精神。
另外，在拍摄《我》过程中最让邓宝翠头痛的问题之一，就是版权问题。她说，自己都亲力亲为解决版权这块，而《我》大部分的制作费也都花在这里。邓宝翠也感谢唱片公司以“友情价”让纪录片选用歌曲。
邓宝翠说，作为由民间自动发起的一个文化项目，《我》制作团队只为一个单纯的信念，就是为新谣留下一份认真而感性的影音记录，也为新加坡留下多一个文化遗产。
她透露：“未来一、两年跑完影展后，就会把这部纪录片捐给国家档案（National Archive）。”
想拍80年代剧情片
邓宝翠说，她非常感谢这两年来一直与她一起完成《我》的制作团队，“他们看到这个纪录片的重要性和心思，所以他们都是发自内心不计酬劳地付出和帮忙完成它。到后期要上映前，我们都没睡在赶工，连他们父母都打来问‘我的儿子女儿去了哪里？’，真的非常感激他们无私的付出与诚意。”
看到两年心血成果上映，邓宝翠笑言自己“老泪纵横”，会放自己一个长假，之后则想拍摄一部关于80年代新加坡的剧情片。
是否考虑让《我》做商业公映？
她透露，因为纪录片中所用到的歌曲版权等因素，《我》目前只能在电影节放映，若要公映，就得耗时耗资处理版权事项。
今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不设定闭幕片，由观众票选电影节将放映的压轴电影，因此不观众前天也为《我》投下一票，希望有更多观众有机会观赏到这部纪录片。
梁文福：传承新谣精神
新谣代表人物梁文福是《我》纪录片的受访者之一，他谈到参与纪录片时说：“看到了制作团队的用心和情感，让我感觉到当年做新谣时不带企图心的最初感动。我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新谣文化，如果无人记录，我们这代人老去，新一代的就不知道我们曾有过新谣文化。”
他也认为《我》除了具参考价值，也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他听到消息，明年有机构尝试要复办类似新谣节的活动，“我觉得是好事，新谣不该被当成‘古董’来看，只有不断有新人创作，音乐才有往前走的希望，新谣的精神也才能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