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唱著的歌 大獲好評
（新加坡訊）128分鐘紀錄片反映30年新謠，導演鄧寶翠自嘲剪片后老了30年，巫啟賢唱《邂逅》歌詞念不出“彳亍”，木子10分鐘寫好《霧鎖南洋》！
新加坡第1部以新謠為主題的紀錄片《我們唱著的歌》前天在濱海藝術中心舉行首映，由獨立電影女導演鄧寶翠操刀，片長兩個多小時，花兩年時間籌備拍攝。
製作團隊為了追溯源頭，採訪多名資深報人，包括杜南發、潘正鐳及白全成等，劇組四處搜集檔案、素材和視像，重新審視新謠的時代價值。
鄧寶翠在紀錄片結束后，與在場千名觀眾交流，影片誠意滿滿，得到很大的肯定與鼓勵，身為寶翠老師也是作家的孫愛玲也大誇學生“你真行”，拍的作品比大學做的功課還要好！
有觀眾建議拍新謠續集，但鄧寶翠笑說剪完片發現自己老了30年，續集？應該不會有了。
“我們團隊主見強，大家個性剛烈，常爭到面紅耳赤，這部紀錄片是以最初的感動去進行，還有的做到她們父母打電話來問，因為沒有回家！”
為了《我們》嘔心瀝血，居然當起“不回家的人”。
《我們唱著的歌》以天后孫燕姿、亞洲天王林俊傑開場，帶出新謠因母族文化的堅持和信念下被催生，原來，新謠衍生與南大詩社帶有些許關聯。
新謠之父張泛落淚談南大
《我》的前半段描述“華校生的哀歌”，也重現當年南大牌坊被拆下的畫面，讓人瞭解到，新謠與南大詩樂原來也有一點點的關係。影片也記錄了南大情懷，中文沒落和一代人的失落與無奈。
台下的末代華校生，看到這些沉重而讓人心痛的歷史，眼眶也一陣紅，現場也聽到不少觀眾在抽泣。《我》讓人瞭解到，新謠與南大詩樂原來也有一點點的關係。
其中一段訪問“新謠之父”張泛，他在片中談及南大的興衰，忍不住哽咽落淚，也讓觀眾看得鼻酸。
但影片輕鬆部分不少，當中以巫啟賢受訪說的最逗趣，他被爆念裕廊初級學院時，只上華文課，上其他課常“開溜”，愛躲在餐廳一角彈唱，成了學生午餐時“一目瞭然”的標誌。
當年，他創作膾炙人口的《邂逅》，靈感來自已故香港音樂才子陳百強，后來找同學黃譓禎填詞，讀到歌詞第一行寫的“彳亍”（音讀Chi Chu），居然讀不出發音。
身為新謠“重量級”人物之一的巫啟賢還說：“我會迅速走紅，是因為沒有對手，他們都去當兵了！”讓人忍俊不住。
新加坡創作人木子1983年一首《霧鎖南洋》深入民心，殊不知他花了10分鐘就搞定。
當年新謠創作人之一的許環良則爆出，推出《明天21》新謠專輯，銷量1萬多，豈料碰上凍結公司，對方跑路，他們一分錢都收不到！
耗時2年拍攝
《我》耗時兩年製作，44歲的鄧寶翠以“爆肝爆肺”來形容製作這部片的辛苦過程，坦言自己一下子老了30歲。她透露，拍攝《我》最困難是資料收集和整合，因這些影音資料沒有很完善地被保存起來，因此多靠媒體機構、民間團體和個人提供照片及寶貴的影音記錄和資料，讓她非常感激。
另外，她共採訪40多人，但最終要考慮到電影的流程與順暢，只好大刀闊斧地剪輯掉，對此她苦笑說：“真的很抱歉，都不懂如何跟這些受訪者交代。”鄧寶翠說，她原本只想拍一部1小時關于新謠的紀錄片，豈料在資料收集時發現“我們越挖越多，越挖越深，那個廣度和涉及範圍，超乎我們想像。”
整部《我》耗資越30萬攝制，主要由民間團體、商界和個人資助完成。沒向相關政府機構叩門求資助嗎？
鄧寶翠無奈說：“有啊。但大多時候都吃了閉門羹….”不過也因為紀錄片由民間發起和完成，也微妙地切合了當年“新謠”誕生的精神。
另外，在拍攝《我》過程中最讓鄧寶翠頭痛的問題之一，就是版權問題。她說，自己都親力親為解決版權這塊，而《我》大部分的製作費也都花在這裡。鄧寶翠也感謝唱片公司以“友情價”讓紀錄片選用歌曲。
鄧寶翠說，作為由民間自動發起的一個文化項目，《我》製作團隊只為一個單純的信念，就是為新謠留下一份認真而感性的影音記錄，也為新加坡留下多一個文化遺產。
她透露：“未來一、兩年跑完影展后，就會把這部紀錄片捐給國家檔案（National Archive）。”
想拍80年代劇情片
鄧寶翠說，她非常感謝這兩年來一直與她一起完成《我》的製作團隊，“他們看到這個紀錄片的重要性和心思，所以他們都是發自內心不計酬勞地付出和幫忙完成它。到后期要上映前，我們都沒睡在趕工，連他們父母都打來問‘我的兒子女兒去了哪裡？’，真的非常感激他們無私的付出與誠意。”
看到兩年心血成果上映，鄧寶翠笑言自己“老淚縱橫”，會放自己一個長假，之后則想拍攝一部關于80年代新加坡的劇情片。
是否考慮讓《我》做商業公映？
她透露，因為紀錄片中所用到的歌曲版權等因素，《我》目前只能在電影節放映，若要公映，就得耗時耗資處理版權事項。
今年新加坡國際電影節不設定閉幕片，由觀眾票選電影節將放映的壓軸電影，因此不觀眾前天也為《我》投下一票，希望有更多觀眾有機會觀賞到這部紀錄片。
梁文福：傳承新謠精神
新謠代表人物梁文福是《我》紀錄片的受訪者之一，他談到參與紀錄片時說：“看到了製作團隊的用心和情感，讓我感覺到當年做新謠時不帶企圖心的最初感動。我們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新謠文化，如果無人記錄，我們這代人老去，新一代的就不知道我們曾有過新謠文化。”
他也認為《我》除了具參考價值，也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他聽到消息，明年有機構嘗試要復辦類似新謠節的活動，“我覺得是好事，新謠不該被當成‘古董’來看，只有不斷有新人創作，音樂才有往前走的希望，新謠的精神也才能傳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