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導員：或衍生更多問題 重刑未必有效護童

獨家報導：丘惠萍
（吉隆坡3日訊）國內輔導員、兒童醫生、律師、宗教團體及非政府組織人士認為，通過兒童法令修正案，加重刑罰，擴大執法權限及限制資訊流通，未必能有效保護兒童，因在執行細節上，可能製造更多問題。

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在國會提呈2015年兒童（修正）法案，這項法令70%修改部分包括：虐待、疏忽照顧及販賣兒童案加重刑罰、限制媒體報導兒童罪案、廢除兒童犯罪打鞭刑罰，改以社區服務取代，及授權警員及感化院主任，無需逮捕令，可逮捕曠課或逃學的學生。

資深輔導員兼兒童保護隊委員楊寶安接受《中國報》訪問時說，保護兒童，人人有責，此話說明，光有法令，但沒執法，法令也是無法有效發揮功能，或是執法不嚴，兒童也是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

他認為，政府除了修正法令，也要嚴加執法。但認真思考，在執法層面上，又同時存在矛盾問題。

執法需妥當

他舉例，一些兒童案件發生后，無論孩子是受害者或犯罪者的身分，多數家長礙于面子問題，往往不希望執法單位介入或太過關注。

他強調，一旦“執法”，肯定有人受傷害，可以是家長，也可以是孩子。若不執法，唯恐案件重演，更擔心孩子繼續受到傷害。

他指出，兒童案件不斷上演，成為受害者的孩子也愈來愈多，執法還是必要的，但執法需妥當。

他補充，除了執法，輔導也是不能少。一個受盡委屈的孩子，若沒得到良好的輔導，生活遭遇的陰影將一直潛伏在心中，變成惡性循環，足以影響孩子的一生。

不認同限制媒體報導◆婦女行動協會主席何玉苓

我不認同政府限制媒體報導兒童罪案的做法，媒體是必須報導出來，社會大眾才會有覺醒，各單位才能針對問題，尋找應對方法，協助兒童遠離罪案。

否則，資訊不流通，類似兒童罪案被掃在地毯下，擔心情況會惡化，一旦嚴重，就措手不及去應對了。

政府或許可限制媒體報導細節，這樣才能找出根源，防範未然。

我也不認同，執法權限擴大至警員及感化院主任可在沒有逮捕令情況下，逮捕曠課或逃學的學生，逃學不是罪案。

我們要瞭解孩子逃學的原因，交由警方逮捕孩子，這會使孩子的自尊心嚴重受損，日后可能真的變成犯罪分子。

所謂“重刑未必能治太平”，我認為，政府加重虐待兒童案件的刑罰，也不見得可以有效保護兒童，只有通過教育和感化，才是解決問題，最有效及最佳方式。

行政單位執法有不妥

◆馬佛青總會長吳青松

大馬機制仍未成熟到，行政單位可以擴大至執法單位的權限，正如兒童法令修正案提到的，警員及感化院主任可在沒有逮捕令情況下，逮捕曠課及逃學的學生，我對政府這做法有保留。

除非政府有清楚列明執行權限的指南，否則，執行細節可能帶來很多問題。

感化院是行政單位，它不可能賦予執法權限，即使警方，在未經調查之前，都不能隨便捉人。

一旦執法權限下放，擔心以后可能會有很多孩子無端端被捕，甚至被捕后不放人的問題會發生。逃學畢竟應該交回給學校處理，包括懲罰逃學的學生，都應該由學校執行。

這是避免有人濫權執法，造成家長不安，進一步傷害到孩子。

我始終認為，保護兒童，應該從加強及改革教育做起，即通過校方與家長配合，才是長遠解決方案。

要確保政治不干預

◆兒童自閉症專科醫生余國華

兒童法令修正案需要嚴厲執法並透明化執行，並要確保不受政治干預。

政府應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同時委任非政府組織成員或具有威望的社會人士，就所有兒童案件進行深入研究，再向相關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有效處理兒童案件。

有關修正法案也應涵蓋提供孩子的父母特別援助，正如父母需要時間處理孩子案件、陪送孩子或家人同時接受輔導期間，法令應保障父母不會面對開除、扣薪等問題。

法令不能只著重在執法，也需要關注提供輔導及教育，給予孩子及家長更全面的照顧。

認同社服取代鞭笞

◆黃啟斌律師

我認同廢除鞭笞犯罪兒童，改以社區服務取代，因為“鞭笞”其實也屬于虐待的一種，所以不適用在孩子身上。

我也認同政府加重刑罰對付那些虐待兒童的成人，尤其是父母。

父母虐待孩子不但令孩子受皮肉之痛，更承受莫大的心靈創傷。

舉例父母一旦被告發虐待孩子，福利部就會將父母與孩子隔離，將孩子安置在福利部。

當孩子被迫在陌生的環境，與其他陌生的孩子一起生活，無家可歸，孩子面對如此重大的生活改變，會對孩子內心造成何等重大的影響，是大家難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