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现场‧ 教育改革 转变社会形态 | 中国报 China Press

学习现场‧ 教育改革 转变社会形态

程介明教授
程介明教授

报导:方俊心
摄影:杨智聪



今天大概没有哪个国家不在谈“教育改革”,上至国家教育最高单位,下至一般家长老师,大家都在谈“教改”。但为什么要推动教改呢?教改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来自香港的教育政策学者程介明教授说,教育要改革,是因为社会改变了。教改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的能量释放出来。

上个月杪,林连玉基金会邀请程介明教授到吉隆坡进行两场专题讲座,讲题分别是“今天的大学,明天的社会”,及“教育为什么要改革”。在这两场讲座里,程教授分享了他这些年游走于国际间对教育课题的观察,并揉合个人学识及参与1999年香港教改的经验,给了与会者许多新想法。

当世界许多国家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时代,生产、组织、工作和人才形态产生“无法逆转的大变化”。由于教育的目的全在“学生”或“社会的未来”,若教育不跟着做出改变,社会将难以发展,加上当今乱世天灾人祸不断,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坚强。

十年前当香港推动教改的时候,似乎还没看见后工业社会时代的成形,但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了。“马来西亚会不会有一天也走向这样的情况?”程教授没有答案,他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观察和思考。



科技革新掀起千层浪

20世纪科技革新的力量掀起千层浪,很多国家的经济模式因此产生重大改变,或正在改变当中,有些人把这样的经济模式称为“知识型经济”、“创新经济”、“信息经济”等,考虑到目前还在持续变化与发展中,所以程介明教授把这经济模式统称为“后工业经济”,这样的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

在后工业社会时代,原本的金字塔结构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大公司的小型工作组、小型单位、个体工作者。据香港统计,2008年香港有30万4000所公司注册,其中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占了99.3%,而1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竟占了87.3%。2002年美国的工商业机构里,有86%的机构只有少于20位员工。

在机构变小、变松的同时,工作场合愈发注重创新、人际、灵活变通、终身学习等能力,以往的明细分工、层层的组织结构逐渐被打破,走向“一站式组织”。程介明教授的女儿唸人类学系,却为美国的投资公司所聘用;全球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勤(Deloitte)招聘员工时,看重的是诚信(integrity)与敏感度(sensitivity),因为“技术我们可以教,但是这些特质公司培养不来,要靠学校”。

后工业时代,还会有一份工作能够让个人从年轻做到老吗?职位跟工资会随着年龄增长?不可能会失业待业?程介明教授的结论是:多元多变、难以预测,由此“我们已经不可能瞄准(需求)来教育,那是荒谬的”。

机构组织——机构变小、变松

工业时代 后工业时代
大型金字塔 小型企业
以生产者为中心 以客户为中心
部门 专案团队
分等级 较无等级之分
结构严谨 宽松充满变动
在最高处设计 在前台设计
固定步骤 临时决策
条例与规则 依目的而定

工作方式——团队合作超越明细分工

工业时代 后工业时代
分工 整体解决方案
个人 团队
专业任务 整合专业
管理 互动
看重学历 强调学习
由资深者评估 每项任务都在评估个人表现

活动形式——人际交往频密、人的因素上升

工业时代 后工业时代
纸上作业 沟通
会议记录 脑力激荡
书面指示 电邮
报告 研讨
辩论
协商
展演(presentation)
冲突
游说
各种通讯程式与软体

前线员工——前线工作复杂化

工业时代 后工业时代
分级制度下的最底层 小团队中的一员
依文凭雇用 依人格特质雇用
部门中的一员 在团队里工作
处理上级布置的事务 处理更多人际事务
使用专门技术 直接面对问题
周而复始和重复性高的工作 以创意构思解决方案
依据职务描述工作 使用多元技能
依据程序工作 承担风险
由规则与条例规范 自我管理
由上级依付出与表现评估 受到更全面评估
稳定 不稳定,充满变动因素
蓝领 知识员工
终身学习

比知识更宽广的东西

若然如此,那我们的教育改革到底该怎么做?程介明教授谦虚表示,各地情势有异,大家也尚处于探讨阶段,很难说出绝对的方式,“但是我们能从现在看到,有什么是不可行的”,“除了知识,还有比知识更宽广的东西”。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机械工程系在2004年对校友做的调查,有整整十三个能力是该系的大学训练无法满足的,学生毕业后必须在工作场合或其他地方大量学习,这包括个人态度、独立思考、团队精神、交际能力、了解各种市场与多元文化的能力、设计与测试成果等。

香港在1999年推行教改,当时的大情势是大家都有不满情绪,教师不满学生、家长不满学校、雇主不满本地毕业生,因而刺激了教改的发生。程介明教授总结自己的经验,建议大家应该改变或提防这几件事情:

一、经济话语:

如“GDP”、“国际竞争力”、“国际发展”,这些都是很短期的,因为没有人讲得出未来的经济会怎么发展,所以不可能以这些当出发点,要求教育该如何配合。“只能说我们要对学生负责任”,即使香港从当年到现在换了几任特首,教改还是照旧进行,也“不提GDP或经济发展”。

二、系统思维:

六七十年代,大家讲的是财政、结构、入学率、毕业率等问题,八十年代更是强调就学率与入学率,但大家渐渐发现入学不代表就能学得好。九十年代重心渐渐转移到学校效能、学校管理,同样的大家也发现这条路不能保障什么。于是重心最后回到了学生身上,从学生的需求设定课程该怎么样、老师该怎么做,而不是反过来。

三、工程过程:

在工程里有设计就有结果,但教育往往不是这样,不是说你设计了有这结果就会有。教育不是用工程来看待,而是从人的发展过程来看。而且教育的结果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大家要想办法衡量,这并不容易。同时,结果很大可能是每个人不相同的,最重要是给他们经历那学习过程,如当交换学生。

四、生产范式:

把学校当工厂、学生当原料、毕业生当产品、老师当管工,认为若要产品好,就必须加强对老师的管理,“这完全是走错路了”。如果把学生的表现跟老师的薪水福利连结在一起,最后的结果便是老师关心自己的前途多过关心学生,没有把重心放在学生身上。

五、缺陷模式:

如果整个教育改革是“医疗性”的,着重于怎么解决过去的缺陷,而不是想出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大家会没有更高的前瞻、愿望,只是一味想着要“补洞”,比如追PISA成绩、追大学排名。“卓越不是靠填补而来”,应想出一个新的,跟有效学习挂勾的东西。

陈亚才任讲座主持,谓我国教育现象:追求大学排名,教育走向商品化、市场化。
陈亚才任讲座主持,谓我国教育现象:追求大学排名,教育走向商品化、市场化。

特定学历培育特定的人

18世纪蒸汽机的改良与完善促进了工业革命,从此机械齿轮日夜运转不休,完全改变了世界的游戏规则与运作模式。

程介明教授指,在工业社会里,社会、组织和人的学历结构都是呈金字塔型,如在某企业,基层员工最多,中层干部少一点,高层干部再少一点,塔尖是企业拥有者,由少数人垄断。学历也一样,受基础教育者数量最多,而拥有博士学位者则是少之又少。

这样的经济模式下的工作方式是固定的,如分工精细、决策须层层通过、大量的纸上作业与报告等,而社会变化拥有很长的周期,即社会趋向稳定,变化较少且缓慢,只要有一份学历,个人很可能可以终身受用,一份工作从年轻做到老。

教育也受这样的社会条件影响,特定学历培育特定的人、从事相关的工作,不同领域间很少逾界,也不那么强调终身学习。

教育让新世代更坚强

人类社会除了经济生活(就业、失业、创业),还有很多其他面向,如家庭生活、文化生活、余暇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退休生活。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更复杂的环境,每天都得面对各种血淋淋的现实,连绵的天灾人祸、新旧传染疾病、经济危机、战争威胁、社会动乱、政党纷争、恐怖行为……唯有透过教育,才能使我们的下一代坚强,能够适应、领导和使社会更美好。

程介明教授简介
资料由林连玉基金会提供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荣休教授、香港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范畴为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改革及中国农村教育等。经常为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担任研究顾问。1996-2006年曾任哈佛大学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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