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现场‧ 教育改革 转变社会形态
报导:方俊心
摄影:杨智聪
上个月杪,林连玉基金会邀请程介明教授到吉隆坡进行两场专题讲座,讲题分别是“今天的大学,明天的社会”,及“教育为什么要改革”。在这两场讲座里,程教授分享了他这些年游走于国际间对教育课题的观察,并揉合个人学识及参与1999年香港教改的经验,给了与会者许多新想法。
当世界许多国家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时代,生产、组织、工作和人才形态产生“无法逆转的大变化”。由于教育的目的全在“学生”或“社会的未来”,若教育不跟着做出改变,社会将难以发展,加上当今乱世天灾人祸不断,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坚强。
十年前当香港推动教改的时候,似乎还没看见后工业社会时代的成形,但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了。“马来西亚会不会有一天也走向这样的情况?”程教授没有答案,他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观察和思考。
科技革新掀起千层浪
20世纪科技革新的力量掀起千层浪,很多国家的经济模式因此产生重大改变,或正在改变当中,有些人把这样的经济模式称为“知识型经济”、“创新经济”、“信息经济”等,考虑到目前还在持续变化与发展中,所以程介明教授把这经济模式统称为“后工业经济”,这样的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
在后工业社会时代,原本的金字塔结构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大公司的小型工作组、小型单位、个体工作者。据香港统计,2008年香港有30万4000所公司注册,其中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占了99.3%,而1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竟占了87.3%。2002年美国的工商业机构里,有86%的机构只有少于20位员工。
在机构变小、变松的同时,工作场合愈发注重创新、人际、灵活变通、终身学习等能力,以往的明细分工、层层的组织结构逐渐被打破,走向“一站式组织”。程介明教授的女儿唸人类学系,却为美国的投资公司所聘用;全球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勤(Deloitte)招聘员工时,看重的是诚信(integrity)与敏感度(sensitivity),因为“技术我们可以教,但是这些特质公司培养不来,要靠学校”。
后工业时代,还会有一份工作能够让个人从年轻做到老吗?职位跟工资会随着年龄增长?不可能会失业待业?程介明教授的结论是:多元多变、难以预测,由此“我们已经不可能瞄准(需求)来教育,那是荒谬的”。
机构组织——机构变小、变松
工业时代 | 后工业时代 |
大型金字塔 | 小型企业 |
以生产者为中心 | 以客户为中心 |
部门 | 专案团队 |
分等级 | 较无等级之分 |
结构严谨 | 宽松充满变动 |
在最高处设计 | 在前台设计 |
固定步骤 | 临时决策 |
条例与规则 | 依目的而定 |
工作方式——团队合作超越明细分工
工业时代 | 后工业时代 |
分工 | 整体解决方案 |
个人 | 团队 |
专业任务 | 整合专业 |
管理 | 互动 |
看重学历 | 强调学习 |
由资深者评估 | 每项任务都在评估个人表现 |
活动形式——人际交往频密、人的因素上升
工业时代 | 后工业时代 |
纸上作业 | 沟通 |
会议记录 | 脑力激荡 |
书面指示 | 电邮 |
报告 | 研讨 辩论 协商 展演(presentation) 冲突 游说 各种通讯程式与软体 |
前线员工——前线工作复杂化
工业时代 | 后工业时代 |
分级制度下的最底层 | 小团队中的一员 |
依文凭雇用 | 依人格特质雇用 |
部门中的一员 | 在团队里工作 |
处理上级布置的事务 | 处理更多人际事务 |
使用专门技术 | 直接面对问题 |
周而复始和重复性高的工作 | 以创意构思解决方案 |
依据职务描述工作 | 使用多元技能 |
依据程序工作 | 承担风险 |
由规则与条例规范 | 自我管理 |
由上级依付出与表现评估 | 受到更全面评估 |
稳定 | 不稳定,充满变动因素 |
蓝领 | 知识员工 终身学习 |
比知识更宽广的东西
若然如此,那我们的教育改革到底该怎么做?程介明教授谦虚表示,各地情势有异,大家也尚处于探讨阶段,很难说出绝对的方式,“但是我们能从现在看到,有什么是不可行的”,“除了知识,还有比知识更宽广的东西”。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机械工程系在2004年对校友做的调查,有整整十三个能力是该系的大学训练无法满足的,学生毕业后必须在工作场合或其他地方大量学习,这包括个人态度、独立思考、团队精神、交际能力、了解各种市场与多元文化的能力、设计与测试成果等。
香港在1999年推行教改,当时的大情势是大家都有不满情绪,教师不满学生、家长不满学校、雇主不满本地毕业生,因而刺激了教改的发生。程介明教授总结自己的经验,建议大家应该改变或提防这几件事情:
一、经济话语:
如“GDP”、“国际竞争力”、“国际发展”,这些都是很短期的,因为没有人讲得出未来的经济会怎么发展,所以不可能以这些当出发点,要求教育该如何配合。“只能说我们要对学生负责任”,即使香港从当年到现在换了几任特首,教改还是照旧进行,也“不提GDP或经济发展”。
二、系统思维:
六七十年代,大家讲的是财政、结构、入学率、毕业率等问题,八十年代更是强调就学率与入学率,但大家渐渐发现入学不代表就能学得好。九十年代重心渐渐转移到学校效能、学校管理,同样的大家也发现这条路不能保障什么。于是重心最后回到了学生身上,从学生的需求设定课程该怎么样、老师该怎么做,而不是反过来。
三、工程过程:
在工程里有设计就有结果,但教育往往不是这样,不是说你设计了有这结果就会有。教育不是用工程来看待,而是从人的发展过程来看。而且教育的结果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大家要想办法衡量,这并不容易。同时,结果很大可能是每个人不相同的,最重要是给他们经历那学习过程,如当交换学生。
四、生产范式:
把学校当工厂、学生当原料、毕业生当产品、老师当管工,认为若要产品好,就必须加强对老师的管理,“这完全是走错路了”。如果把学生的表现跟老师的薪水福利连结在一起,最后的结果便是老师关心自己的前途多过关心学生,没有把重心放在学生身上。
五、缺陷模式:
如果整个教育改革是“医疗性”的,着重于怎么解决过去的缺陷,而不是想出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大家会没有更高的前瞻、愿望,只是一味想着要“补洞”,比如追PISA成绩、追大学排名。“卓越不是靠填补而来”,应想出一个新的,跟有效学习挂勾的东西。
特定学历培育特定的人
18世纪蒸汽机的改良与完善促进了工业革命,从此机械齿轮日夜运转不休,完全改变了世界的游戏规则与运作模式。
程介明教授指,在工业社会里,社会、组织和人的学历结构都是呈金字塔型,如在某企业,基层员工最多,中层干部少一点,高层干部再少一点,塔尖是企业拥有者,由少数人垄断。学历也一样,受基础教育者数量最多,而拥有博士学位者则是少之又少。
这样的经济模式下的工作方式是固定的,如分工精细、决策须层层通过、大量的纸上作业与报告等,而社会变化拥有很长的周期,即社会趋向稳定,变化较少且缓慢,只要有一份学历,个人很可能可以终身受用,一份工作从年轻做到老。
教育也受这样的社会条件影响,特定学历培育特定的人、从事相关的工作,不同领域间很少逾界,也不那么强调终身学习。
教育让新世代更坚强
人类社会除了经济生活(就业、失业、创业),还有很多其他面向,如家庭生活、文化生活、余暇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退休生活。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更复杂的环境,每天都得面对各种血淋淋的现实,连绵的天灾人祸、新旧传染疾病、经济危机、战争威胁、社会动乱、政党纷争、恐怖行为……唯有透过教育,才能使我们的下一代坚强,能够适应、领导和使社会更美好。
资料由林连玉基金会提供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荣休教授、香港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范畴为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改革及中国农村教育等。经常为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担任研究顾问。1996-2006年曾任哈佛大学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