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方俊心
攝影:楊智聰
上個月杪,林連玉基金會邀請程介明教授到吉隆坡進行兩場專題講座,講題分別是“今天的大學,明天的社會”,及“教育為什麼要改革”。在這兩場講座裡,程教授分享了他這些年游走于國際間對教育課題的觀察,並揉合個人學識及參與1999年香港教改的經驗,給了與會者許多新想法。
當世界許多國家從工業社會走向“后工業社會”時代,生產、組織、工作和人才形態產生“無法逆轉的大變化”。由于教育的目的全在“學生”或“社會的未來”,若教育不跟著做出改變,社會將難以發展,加上當今亂世天災人禍不斷,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堅強。
十年前當香港推動教改的時候,似乎還沒看見后工業社會時代的成形,但現在已經進入后工業社會了。“馬來西亞會不會有一天也走向這樣的情況?”程教授沒有答案,他把這個問題留給我們觀察和思考。
科技革新掀起千層浪
20世紀科技革新的力量掀起千層浪,很多國家的經濟模式因此產生重大改變,或正在改變當中,有些人把這樣的經濟模式稱為“知識型經濟”、“創新經濟”、“信息經濟”等,考慮到目前還在持續變化與發展中,所以程介明教授把這經濟模式統稱為“后工業經濟”,這樣的社會稱為“后工業社會”。
在后工業社會時代,原本的金字塔結構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大公司的小型工作組、小型單位、個體工作者。據香港統計,2008年香港有30萬4000所公司註冊,其中1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佔了99.3%,而1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竟佔了87.3%。2002年美國的工商業機構裡,有86%的機構只有少于20位員工。
在機構變小、變鬆的同時,工作場合愈發注重創新、人際、靈活變通、終身學習等能力,以往的明細分工、層層的組織結構逐漸被打破,走向“一站式組織”。程介明教授的女兒唸人類學系,卻為美國的投資公司所聘用;全球五大會計事務所之一德勤(Deloitte)招聘員工時,看重的是誠信(integrity)與敏感度(sensitivity),因為“技術我們可以教,但是這些特質公司培養不來,要靠學校”。
后工業時代,還會有一份工作能夠讓個人從年輕做到老嗎?職位跟工資會隨著年齡增長?不可能會失業待業?程介明教授的結論是:多元多變、難以預測,由此“我們已經不可能瞄準(需求)來教育,那是荒謬的”。
機構組織——機構變小、變鬆
工業時代 | 后工業時代 |
大型金字塔 | 小型企業 |
以生產者為中心 | 以客戶為中心 |
部門 | 專案團隊 |
分等級 | 較無等級之分 |
結構嚴謹 | 寬鬆充滿變動 |
在最高處設計 | 在前台設計 |
固定步驟 | 臨時決策 |
條例與規則 | 依目的而定 |
工作方式——團隊合作超越明細分工
工業時代 | 后工業時代 |
分工 | 整體解決方案 |
個人 | 團隊 |
專業任務 | 整合專業 |
管理 | 互動 |
看重學歷 | 強調學習 |
由資深者評估 | 每項任務都在評估個人表現 |
活動形式——人際交往頻密、人的因素上升
工業時代 | 后工業時代 |
紙上作業 | 溝通 |
會議記錄 | 腦力激盪 |
書面指示 | 電郵 |
報告 | 研討 辯論 協商 展演(presentation) 衝突 游說 各種通訊程式與軟體 |
前線員工——前線工作複雜化
工業時代 | 后工業時代 |
分級制度下的最底層 | 小團隊中的一員 |
依文憑僱用 | 依人格特質僱用 |
部門中的一員 | 在團隊裡工作 |
處理上級佈置的事務 | 處理更多人際事務 |
使用專門技術 | 直接面對問題 |
周而復始和重複性高的工作 | 以創意構思解決方案 |
依據職務描述工作 | 使用多元技能 |
依據程序工作 | 承擔風險 |
由規則與條例規範 | 自我管理 |
由上級依付出與表現評估 | 受到更全面評估 |
穩定 | 不穩定,充滿變動因素 |
藍領 | 知識員工 終身學習 |
比知識更寬廣的東西
若然如此,那我們的教育改革到底該怎麼做?程介明教授謙虛表示,各地情勢有異,大家也尚處于探討階段,很難說出絕對的方式,“但是我們能從現在看到,有什麼是不可行的”,“除了知識,還有比知識更寬廣的東西”。
根據美國麻省理工機械工程系在2004年對校友做的調查,有整整十三個能力是該系的大學訓練無法滿足的,學生畢業后必須在工作場合或其他地方大量學習,這包括個人態度、獨立思考、團隊精神、交際能力、了解各種市場與多元文化的能力、設計與測試成果等。
香港在1999年推行教改,當時的大情勢是大家都有不滿情緒,教師不滿學生、家長不滿學校、雇主不滿本地畢業生,因而刺激了教改的發生。程介明教授總結自己的經驗,建議大家應該改變或提防這幾件事情:
一、經濟話語:
如“GDP”、“國際競爭力”、“國際發展”,這些都是很短期的,因為沒有人講得出未來的經濟會怎麼發展,所以不可能以這些當出發點,要求教育該如何配合。“只能說我們要對學生負責任”,即使香港從當年到現在換了幾任特首,教改還是照舊進行,也“不提GDP或經濟發展”。
二、系統思維:
六七十年代,大家講的是財政、結構、入學率、畢業率等問題,八十年代更是強調就學率與入學率,但大家漸漸發現入學不代表就能學得好。九十年代重心漸漸轉移到學校效能、學校管理,同樣的大家也發現這條路不能保障什麼。于是重心最后回到了學生身上,從學生的需求設定課程該怎麼樣、老師該怎麼做,而不是反過來。
三、工程過程:
在工程裡有設計就有結果,但教育往往不是這樣,不是說你設計了有這結果就會有。教育不是用工程來看待,而是從人的發展過程來看。而且教育的結果需要很漫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大家要想辦法衡量,這並不容易。同時,結果很大可能是每個人不相同的,最重要是給他們經歷那學習過程,如當交換學生。
四、生產範式:
把學校當工廠、學生當原料、畢業生當產品、老師當管工,認為若要產品好,就必須加強對老師的管理,“這完全是走錯路了”。如果把學生的表現跟老師的薪水福利連結在一起,最后的結果便是老師關心自己的前途多過關心學生,沒有把重心放在學生身上。
五、缺陷模式:
如果整個教育改革是“醫療性”的,著重于怎麼解決過去的缺陷,而不是想出一個新的東西,這樣大家會沒有更高的前瞻、願望,只是一味想著要“補洞”,比如追PISA成績、追大學排名。“卓越不是靠填補而來”,應想出一個新的,跟有效學習掛勾的東西。
特定學歷培育特定的人
18世紀蒸汽機的改良與完善促進了工業革命,從此機械齒輪日夜運轉不休,完全改變了世界的游戲規則與運作模式。
程介明教授指,在工業社會裡,社會、組織和人的學歷結構都是呈金字塔型,如在某企業,基層員工最多,中層幹部少一點,高層幹部再少一點,塔尖是企業擁有者,由少數人壟斷。學歷也一樣,受基礎教育者數量最多,而擁有博士學位者則是少之又少。
這樣的經濟模式下的工作方式是固定的,如分工精細、決策須層層通過、大量的紙上作業與報告等,而社會變化擁有很長的週期,即社會趨向穩定,變化較少且緩慢,只要有一份學歷,個人很可能可以終身受用,一份工作從年輕做到老。
教育也受這樣的社會條件影響,特定學歷培育特定的人、從事相關的工作,不同領域間很少逾界,也不那麼強調終身學習。
教育讓新世代更堅強
人類社會除了經濟生活(就業、失業、創業),還有很多其他面向,如家庭生活、文化生活、餘暇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退休生活。今天我們活在一個更複雜的環境,每天都得面對各種血淋淋的現實,連綿的天災人禍、新舊傳染疾病、經濟危機、戰爭威脅、社會動亂、政黨紛爭、恐怖行為……唯有透過教育,才能使我們的下一代堅強,能夠適應、領導和使社會更美好。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休教授、香港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範疇為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改革及中國農村教育等。經常為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World Bank)、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等擔任研究顧問。1996-2006年曾任哈佛大學訪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