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散文真實性的要求，只能來自作者的自律。對他者作品真實性的要求和探知，如文學獎主辦單位向作者求證他的隱私，其實極易產生現實和法律上的紛爭。文學獎評審若只注目在散文此一文體真實性之維護，易陷自己于不義，特別當參賽者書寫題材涉及個人隱私時，文學獎評審只能相信作者所寫是真實的，別無他途。若散文此一文體必須真實，則要考慮文本以外的事，文學獎的散文組又以單篇匿名方式評選，根本是互相矛盾，不如廢除，或改變評選方式，免得再陷參賽者和評審于不義。
以上關于主辦單位可否向作者求證個人隱私，進一步就道德層面來看，若主辦單位得到作者的個資，如“神話事件”裡主辦單位打電話去得到作者的回答，不管這答案是什麼，都應該是要被保護的，除非主辦單位得到作者同意，公開此資訊，相關工作人員包括文學獎評審，都有保護此資訊之義務。
所以簡而言之，鍾怡雯在這件事的道德瑕疵有二，一是作為文學獎評審，她不應將作者對主辦單位的回答當題材來書寫，因她的敘述讓讀者可以識別當事者，這已構成對當事者隱私的侵犯。二是若散文是真實的文體，鍾怡雯公開影射他人在散文裡說謊，當然要有明確證據，如病歷和血液報告，沒有證據而指控他人說謊，妨害他人名譽，當然是不道德的。而〈聯副〉編輯在〈神話不再〉一文刊出前，沒意識到鍾怡雯道德倫理上的錯誤（以及其文內，對愛滋病種種錯誤認知），當然也有責任。
病歷和血液報告，在不侵犯個資情況下沒有辦法拿到，一般情況下，我們都不會公開指控他人說謊說，他有／沒有什麼病，除了政治相關如大選的時候。
權力使人愚蠢，不幸文學獎正是競逐權力的場合。而文學場域裡的權力爭奪廝殺和批判，並沒有比現實裡更溫柔敦厚，這才是文學的神話不再吧！
事情發生至今三年多，文學獎主辦單位，《聯合報》副刊，乃至鍾怡雯，都沒有就此事做一公開說明或致歉，這恐怕都不是宇文正筆下的“有誤解，就面對”。鍾怡雯最后丟下一篇短文〈誠信〉說無須多談就沒下文，對自己〈神話不再〉一文內對愛滋病認知的種種謬誤隻字不提。
或許我真正在意的，是馬華文壇對此事的集體沉默，（只有廖宏強寫過一篇〈文學的包容〉，雖然其文有些觀點我並不認同，黃錦樹和唐捐論戰的是散文虛實，並沒有直接談到此事）。沉默可以是因為沒有意見、沒有想法、沒有論述，不關我事，不要得罪，而沉默者包括鍾怡雯文中提到的“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除非她說謊。
重點當然不是把這些人抓出來，只是反思，每當發生了什麼不好或有爭議之事，我們的處理方式似乎還是停留在息事寧人，把一切掃進黑暗裡，從不試著把事情談開，談得徹底，好像對當事人反而更不好。
只是時間過去，不代表傷口就會瘉合。
處理得不好，時間久了傷口也可能會發炎感染潰爛，變得更痛，更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