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機殺人的夜晚，一個精神病患
台北市內湖4歲女童在街上遭割頸斷頭案，震驚台灣社會，疑犯的殺人動機眾說紛紜，也帶出有關精神病患的各種說法。
《中國報》征得台灣獨立教育工作者羅士哲同意授權，轉載他身為一名精神病患，針對這宗案件在面子書上發表的文章全文。
我是羅士哲，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一個精神病患。
上面這句話，也可以用你們正常人比較喜歡的方式來改寫：我是羅士哲，雖然我是一個精神病患，但經過治療和努力的調適，我終于克服自己的障礙，成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但我一點也不想這樣介紹我自己，這不是生命的真實樣貌。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出現在電視和網路媒體上的精神病患，或用另一個詞，“精障者”，就和另一群難兄難弟“身障者”一樣，大多只會有兩種形象。要不，是堅韌不拔，克服萬難成就一番事業，展現生命的力量；要不，就是用放大鏡檢視這些正常人口中所謂的“障礙”，製造出一群可悲又可笑的弱者形象（譬如，“沒手沒腳，真不知道他用哪裡外遇”https：//goo.gl/gKgmG5；或者“連蘋果都怕，還自我中心的要別人順他的意”http：//goo.gl/rHJW82）。
然而，我們精神病患的人生，往往就跟你們正常人一樣，不大正面也不大負面。我年近三十，戶頭裡沒幾個零，人生的理想啊意義啊什么的，沒達成多少，也沒有什么駭人的豐功偉業，可以作為“生命力量”的表率。
而且我完全知道，那種“克服障礙”的故事，幾乎都是為了故事效果而瞎掰的。對大多數的精神病患來說，我們只能一面過著像你們一樣不上不下的人生，一面學會“帶病生活”。如同習慣季節的往複一般，習慣病情的往複。習慣透過自我覺察，發現自己的躁症或鬱症發作了，習慣在換氣過度的時候，用特殊的呼吸法來放鬆身體，習慣在季節變換的時候調藥，習慣忽略那些會引發病情的場景……
還有，習慣你們正常人的眼光。這往往是帶病生活中最痛苦的一環。
在一名女童被毫無道理的隨機殺害的今天，我知道，我們的名字又要出現在媒體頭版上面了：精神病患。果然不出所料，嫌犯是精神病患的說法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評論都冒了出來，隨便點一則新聞下面的留言，都能看見。家人怎么沒管好這些精神病患？有精神病就不要出來外面亂跑！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不要想拿精神疾病作藉口，殺人就償命！管他是不是精神病患，打死他就對了！
其中也有具體的措施被提出來了：兒福聯盟表示，應就醫而為就醫的精神病患，應該強制就醫。
到底想要我們怎樣？
在這個隨機殺人的夜晚，我一個精神病患，想要問問你們正常人，到底想要我們怎樣？
平常的時候，要我們照你們的意思，演出“生命力量”故事，或者充當你們茶余飯后的笑柄。出事的時候，要我們不要把自己的精神疾病當成藉口（你們不會知道我們有多常聽這句話），要我們的家人好好管制我們，把我們關在家裡，送去精神病院，最好不要出入公共場所不要讓你們看到，還要強制把我們送到治療矯正。
先不要論及嫌犯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患，這一則一則新聞，一則一則輿論傳達出來的訊息無疑是如此：你們精神病患不是正常人，非我族類，必須加以管制矯正。
容我在未經管制的狀況下情緒化的妄加推測吧：一個精神病患踏上隨機殺人之路，就從這裡開始。
還有更多更多，在這一波討論裡面被污名化的邊緣人、啃老族、宅男，甚至是用藥者（你們叫做“毒蟲”的那種人）。在你們伴隨著恨意與怒意，隨意胡亂歸因的同時，有好多早就被你們排擠到社會網絡邊緣的人，或許，已暗自下定決心。
在這個隨機殺人的夜晚，我害不害怕呢？極度害怕，而且焦慮，在短暫的恐慌發作之后，我才開始書寫這一篇文章。我的害怕比你們正常人更盛，因為我的害怕是多重的：我害怕自己成為隨機殺人的目標；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害怕我的孩子們成為受害者；同時，我又害怕正常人的眼光，對精神病患的排擠、仇恨、畏懼。我已經不就醫好一陣子了，什么時候你們要派人來把我抓走？
標籤化、污名化、復仇與情緒化的歸因，沒有一樣可以幫助我們脫離我們自己，以及整個社會的困境。因為這些作為不只是在區分和歸因，而是在透過權力的優勢，把一群已在邊緣的生命往死裡打。被這樣對待的人，有什么理由對人類社會的生命懷抱基本的尊重呢？
我不知道如何解決隨機殺人的問題，或許，就像我的病之于我，會持續伴隨著這個苦難的島嶼。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能長久堅強的活下去。但我確定，如果這個島上的人們能夠堅強，而不失溫柔的面對挑戰，必定是因為他們緊密的生活在一起。
這種生活的想像不是排他的，不是要“我們”加入“你們”，而是要多數的，握有權力的你們堅定的來告訴我們：雖然我們各不相同，但我們仍然可以一起生活。就像在我即將在火車上昏倒的時候，讓座給我的男人那樣，不帶鄙視與憐憫。
這段話像是懇求嗎？或許是吧。要不，你要在懸崖邊的我們如何自處呢？
文末，我想留下一段話，希望當我有一天遭到隨機殺害時，我的朋友們可以替我把這段話挖出來：
“我是羅士哲，是一個精神病患。雖然我曾達到某些或許令人稱羨的成就，但是，當我遭到隨機殺害的時候，我希望不要有任何媒體藉由抬高我的成就，來製造加害者可鄙、可憎的形象。他的錯誤，不因我的正確而增加一分一毫。況且我的人生不是容許拿來做比較的事物，任何人的人生，都不應如此。
我的死亡不是某個可惡的殺人者造成的，我和他，都同樣只是這個充滿歧視、冷漠、偏見和仇恨的社會的犧牲品。就此來說，我和他並無差別。
這些真正的惡行不停止，殺與被殺就會不斷被複製。阻斷這條鎖鍊的方式，不可能是繼續殺戮，而只可能是愛與連結。”
（文：台灣獨立教育工作者羅士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