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少子化趨勢系列（下） 19年後人口比例料不過20% 女性婚姻觀變了

報導：許雅玲
圖：攝影組
大馬各族人口，包括華人，其實在增加。

只不過， 相比最大人口族群的增長率，華人人口比例顯著減少。

國內華人政治領袖和學者指出，各族群人口的比例與分佈，對政權支配、經濟控制和文化傳承都影響深遠。

為此，一些華團和華人政客，鼓勵華人“增產報國”，保障未來社會地位。

可惜，低生育率已成全球不可扭轉的國家趨勢，就算每對大馬華人夫婦生三個，也無法拉高人口比例。

大馬華人人口比例大減，主要是生育率下跌。

1957年國家獨立之際，華人人口佔總數的40%，2001年降至25.7%。到了2015年，再跌至21.4%，而馬來人及土著人口，則從的61.8%(1920萬人)，增加至67.5%(2600萬人)，增幅是5.7%。

按此趨勢，國家統計局預測，2035年，華人人口比例會進一步下跌至18.9%！

人民公正党中央副宣傳主任林秀凌分析指出，“我國華人因為生育率下跌而人口比例大減，這與社會變遷和人口結構轉型息息相關，進而影響女性對婚姻和生兒育女的選擇。”

70年代以前，國內教育尚未普及、鄉區貧窮，國家經濟以農業為主，政府通過推動鄉區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來消除鄉區貧窮問題，造就鄉鎮上許多小園主和小企業的誕生。

女性拒當生育機器

當時的女性一般上早婚。以務農為生的家庭，都會有“多生育孩子來幫助務農或提供額外收入”觀念；加上當時教育尚未普及，多數鄉鎮的孩子因為家中弟兄姐妹多，家庭經濟基礎不強只好退學，而無法受教育的，一半以上是女性。

70年代以后，我國逐步進入工業時代，城市發展造就許多就業機會，教育機會隨著增加，平均家庭收入也比以前好，女性受教育的機會也比以前高。學歷提升了女性投入職場的條件，因此婚姻和生兒育女，對多數職業女性而言，變成了一個人生選擇，而不是一個人生責任。

“隨著年輕一代離開鄉鎮大家庭來到城市討生活、組織核心家庭，年輕家庭一般上面對的生活壓力大，加上女性經濟獨立和自主，以及對孩子重質不重量的覺醒也提升，相較于上一代多生育的傳統，即便是巫裔家庭，如今亦少生育了，儘管巫育的平均生育還是比華人家庭多。”她說。

對此，新紀元學院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輝博士亦表認同：現代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增多，當然不可能像傳統婦女，樂意生很多小孩，更拒絕變成生育機器，三年抱兩。

人口下降衝擊權益

華人人口下降，直接衝擊華人的權益和地位？

對此，廖文輝說：“華人人口減少，代表選票減少，必不可免影響政治話語權。”

獨立初期，華人人口和馬來人人口持平，可能還更多一點點，后來，才逐年下降。1959年大選后，已故敦陳修信，還出任財政部長重職。

“我出生那年的513事件，是國家重大的轉捩點，之后，政經文教均有很大變化。80年代以后，政治變化最顯著：從種族化走向極端。”

1969年之后，族群之間的權力在傾斜，華人的政治權益式微，華人代議士不再出任具影響力部長之職。

林秀凌補充，“一般上，政治人物與行政官員“參與”政策制定，但我國情況是，政策由政治人物“主導”制定，行政官員僅負責“執行”。所以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政策的方向。”

她坦言，如果政治人物來自以種族政治為基礎的政黨，那么所制定的政策將難以去種族化，無法確保平等機會，以及消除種族歧視。

少子化衝擊微小關閉

華人家庭少子化，衝擊華文教育，比如說，小地方的微型華校，因為面對生源問題，面臨關閉危機。

廖文輝坦言，“華小人數不足，跟華人人口降低有關係，更關係到華人人口遷移現象。跟哪個因素有直接關係，還要看地區。如果是園坵，肯定跟人口遷移有直接關係，全部家庭都搬遷了。”

即便城市的華人新村，亦因 年輕人往外發展定居，衝擊地方學校。比如吉隆坡增江南區的華小，便從2000多學生下降至千多位學生。

那么，該不該順應趨勢，不必堅持“勿關閉華小”？

“華小學生人數變少，然后變成微型，繼而面臨關閉，是必然趨勢。但這和華人人口下降的自然趨勢不一樣，這是政策的不公平，因為政府不讓增建華小。因此，就算學生剩下一個，華社必須堅持，一間也不能少。”

堅持政黨必須輪替

“在此不可逆轉情況下，華人要爭取的是：通過公平合理的政策，保障自身權益。只有通過選票改朝換代，才有辦法改變國家的一些政策。也許，上來的政權更爛，但我還是堅持，政黨要輪替！”廖文輝說。

堅持，因為看到鄉區選民，尤其東馬土著的封閉和保守。“他們的觀念，是認定國家只能由這個政權來主導，並且，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沒有公平合理人權理念，給點好處，馬上改變立場。改朝換代，會讓他們知道：這是多元國家，政黨可以輪替，只有共存共榮，國家才能更好地發展。 ”

至于來自多元種族政黨的林秀凌，對于改朝換代促進社會公平公正，滿懷信心，“雪州和檳州，便是最好例子。”

沙巴人口三分一是外來人

外國推出移民政策增加勞動人口，但大馬是對移民不太開放的國家，此路不通，但也有例外：沙巴330余萬人口中，大約三分一是外來人，以印尼和菲律賓為主。

1994年團結黨州政府倒台，就是非法移民被刻意引進、改變人口結構和種族比例的直接后果。

林秀凌透露，“1994年團結黨州政府倒台，因為非法移民被引進成為公民。這是一個政治動機，並非以社會經濟發展為考量。加上非法移民多年來過著低下階層的生活，經濟基礎薄弱、教育素質低差，以致在大選投票時容易受人擺佈。”

這種情況，其實和國內貧窮的少數族群很相似，如居住園坵的印度社群、被原住民事務局控制的原住民，他們因為貧窮，加上對自身權利的醒覺低，而無法通過選票發揮力量，反而被利用來支持政府。

“一些國家如英國，甚至賦予非公民參與地方政府選舉投票的權利。華社若是擔心外勞一旦變成公民，擁有投票權利而成為政府的選票定期存款，那么應該倡導外勞的教育權利和基本權益。”她說。

效仿北歐獎勵生育

各國的獎勵生育政策，不外乎減稅、現金補貼、健全托育環境等。北歐通過獎勵生育，成功打破低生育率，大馬是否可效法北歐，提高人民，尤其華人的生育率？

目前，中央政府通過扣稅額來獎勵人民多生育，即一名18歲以下孩子的扣稅額是1000令吉；各州政府也有提供援助金，比如雪州政府為新生兒提供儲蓄計劃，即州政府為已登記的新生嬰兒開設儲蓄戶口，嬰兒18歲時可領取1500令吉。

然而，林秀凌和廖文輝均認為，隨著物價上漲，孩子的看顧費、教育費相應增加，獎勵並無法解決家長日常生活上所面對的經濟壓力；加之，社會結構與企業風氣對于“成家育兒”並不友善，也限制家庭的生育選擇，尤其對于低收入家庭而言。

林秀凌建議，“要鼓勵多生育，政府可以提供全職母親每月撫養金，直到孩子滿一週歲；私人界則提供白領女性在家辦公或重返職場的配套。最后政府和私人界應該設立托兒所，讓職業女性繼續安心工作。”

外勞再增長將比華人多

大馬華人會變成第三大民族？

目前，華人人口有650萬，是國家第二大人口，國家有逾600萬名外勞（僅210萬名屬合法）。有人擔心，外勞人數增長下去，華人有天會變成第三大人口。

“政府引進外勞，可以看到兩個亮點：一個是選票，一個是經濟利益。華人會否因此變成第三大人口，還真不得知而。雖然，外勞也有很多國籍和族群，不足以構成單一第二大族，但是，任何國家，不應為了選票，出賣國民利益。”廖文輝說。

林秀凌進一步表示，“人民公正黨不贊成政府引進150萬孟加拉外勞，不是因為擔心華人人口已被外勞超越，而是廉價外勞對國內勞工有影響，以及所連帶的社會成本。大馬不需要更多低技術的廉價外勞。政府應注重開發與研究，提高整體勞工薪金，以拉近社會貧富懸殊為目標。”

環境壓力導致不孕

關于大馬華人的低生育率，值得關注的是：環境和壓力因素造成的“不孕”現象，畢竟，不孕是造成少子化的因素之一。

台灣不孕症權威曾啟瑞醫生曾指出法，女性最適合生育的年齡從21至28歲，一旦超過35歲，卵子開始老化，受孕率低、胎兒異常率增高，每四至五人，就有一人不孕。40歲以上，不只受孕率低，流產率更高達50%。

解決不孕症，不失為提高生育率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日韓補助不孕症婦女的政策已經獲得初步成果。 日本每60位新生兒中，有一位是試管寶寶；韓國2005年開始執行“部分補助試管嬰兒計畫”，才兩年，就增加1萬名試管新生兒。

在本國，政府有補貼政府醫院進行不孕治療費用，收費從5000令吉起跳，不獲補貼的私立醫院，至少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