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少子化趋势系列（下） 19年后人口比例料不过20% 女性婚姻观变了

报导：许雅玲
图：摄影组
大马各族人口，包括华人，其实在增加。

只不过， 相比最大人口族群的增长率，华人人口比例显著减少。

国内华人政治领袖和学者指出，各族群人口的比例与分布，对政权支配、经济控制和文化传承都影响深远。

为此，一些华团和华人政客，鼓励华人“增产报国”，保障未来社会地位。

可惜，低生育率已成全球不可扭转的国家趋势，就算每对大马华人夫妇生三个，也无法拉高人口比例。

大马华人人口比例大减，主要是生育率下跌。

1957年国家独立之际，华人人口占总数的40%，2001年降至25.7%。到了2015年，再跌至21.4%，而马来人及土著人口，则从的61.8%(1920万人)，增加至67.5%(2600万人)，增幅是5.7%。

按此趋势，国家统计局预测，2035年，华人人口比例会进一步下跌至18.9%！

人民公正党中央副宣传主任林秀凌分析指出，“我国华人因为生育率下跌而人口比例大减，这与社会变迁和人口结构转型息息相关，进而影响女性对婚姻和生儿育女的选择。”

70年代以前，国内教育尚未普及、乡区贫穷，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政府通过推动乡区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来消除乡区贫穷问题，造就乡镇上许多小园主和小企业的诞生。

女性拒当生育机器

当时的女性一般上早婚。以务农为生的家庭，都会有“多生育孩子来帮助务农或提供额外收入”观念；加上当时教育尚未普及，多数乡镇的孩子因为家中弟兄姐妹多，家庭经济基础不强只好退学，而无法受教育的，一半以上是女性。

7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进入工业时代，城市发展造就许多就业机会，教育机会随着增加，平均家庭收入也比以前好，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也比以前高。学历提升了女性投入职场的条件，因此婚姻和生儿育女，对多数职业女性而言，变成了一个人生选择，而不是一个人生责任。

“随着年轻一代离开乡镇大家庭来到城市讨生活、组织核心家庭，年轻家庭一般上面对的生活压力大，加上女性经济独立和自主，以及对孩子重质不重量的觉醒也提升，相较于上一代多生育的传统，即便是巫裔家庭，如今亦少生育了，尽管巫育的平均生育还是比华人家庭多。”她说。

对此，新纪元学院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辉博士亦表认同：现代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当然不可能像传统妇女，乐意生很多小孩，更拒绝变成生育机器，三年抱两。

人口下降冲击权益

华人人口下降，直接冲击华人的权益和地位？

对此，廖文辉说：“华人人口减少，代表选票减少，必不可免影响政治话语权。”

独立初期，华人人口和马来人人口持平，可能还更多一点点，后来，才逐年下降。1959年大选后，已故敦陈修信，还出任财政部长重职。

“我出生那年的513事件，是国家重大的转捩点，之后，政经文教均有很大变化。80年代以后，政治变化最显著：从种族化走向极端。”

1969年之后，族群之间的权力在倾斜，华人的政治权益式微，华人代议士不再出任具影响力部长之职。

林秀凌补充，“一般上，政治人物与行政官员“参与”政策制定，但我国情况是，政策由政治人物“主导”制定，行政官员仅负责“执行”。所以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政策的方向。”

她坦言，如果政治人物来自以种族政治为基础的政党，那么所制定的政策将难以去种族化，无法确保平等机会，以及消除种族歧视。

少子化冲击微小关闭

华人家庭少子化，冲击华文教育，比如说，小地方的微型华校，因为面对生源问题，面临关闭危机。

廖文辉坦言，“华小人数不足，跟华人人口降低有关系，更关系到华人人口迁移现象。跟哪个因素有直接关系，还要看地区。如果是园坵，肯定跟人口迁移有直接关系，全部家庭都搬迁了。”

即便城市的华人新村，亦因 年轻人往外发展定居，冲击地方学校。比如吉隆坡增江南区的华小，便从2000多学生下降至千多位学生。

那么，该不该顺应趋势，不必坚持“勿关闭华小”？

“华小学生人数变少，然后变成微型，继而面临关闭，是必然趋势。但这和华人人口下降的自然趋势不一样，这是政策的不公平，因为政府不让增建华小。因此，就算学生剩下一个，华社必须坚持，一间也不能少。”

坚持政党必须轮替

“在此不可逆转情况下，华人要争取的是：通过公平合理的政策，保障自身权益。只有通过选票改朝换代，才有办法改变国家的一些政策。也许，上来的政权更烂，但我还是坚持，政党要轮替！”廖文辉说。

坚持，因为看到乡区选民，尤其东马土著的封闭和保守。“他们的观念，是认定国家只能由这个政权来主导，并且，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没有公平合理人权理念，给点好处，马上改变立场。改朝换代，会让他们知道：这是多元国家，政党可以轮替，只有共存共荣，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 ”

至于来自多元种族政党的林秀凌，对于改朝换代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满怀信心，“雪州和槟州，便是最好例子。”

沙巴人口三分一是外来人

外国推出移民政策增加劳动人口，但大马是对移民不太开放的国家，此路不通，但也有例外：沙巴330余万人口中，大约三分一是外来人，以印尼和菲律宾为主。

1994年团结党州政府倒台，就是非法移民被刻意引进、改变人口结构和种族比例的直接后果。

林秀凌透露，“1994年团结党州政府倒台，因为非法移民被引进成为公民。这是一个政治动机，并非以社会经济发展为考量。加上非法移民多年来过著低下阶层的生活，经济基础薄弱、教育素质低差，以致在大选投票时容易受人摆布。”

这种情况，其实和国内贫穷的少数族群很相似，如居住园坵的印度社群、被原住民事务局控制的原住民，他们因为贫穷，加上对自身权利的醒觉低，而无法通过选票发挥力量，反而被利用来支持政府。

“一些国家如英国，甚至赋予非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选举投票的权利。华社若是担心外劳一旦变成公民，拥有投票权利而成为政府的选票定期存款，那么应该倡导外劳的教育权利和基本权益。”她说。

效仿北欧奖励生育

各国的奖励生育政策，不外乎减税、现金补贴、健全托育环境等。北欧通过奖励生育，成功打破低生育率，大马是否可效法北欧，提高人民，尤其华人的生育率？

目前，中央政府通过扣税额来奖励人民多生育，即一名18岁以下孩子的扣税额是1000令吉；各州政府也有提供援助金，比如雪州政府为新生儿提供储蓄计划，即州政府为已登记的新生婴儿开设储蓄户口，婴儿18岁时可领取1500令吉。

然而，林秀凌和廖文辉均认为，随着物价上涨，孩子的看顾费、教育费相应增加，奖励并无法解决家长日常生活上所面对的经济压力；加之，社会结构与企业风气对于“成家育儿”并不友善，也限制家庭的生育选择，尤其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

林秀凌建议，“要鼓励多生育，政府可以提供全职母亲每月抚养金，直到孩子满一周岁；私人界则提供白领女性在家办公或重返职场的配套。最后政府和私人界应该设立托儿所，让职业女性继续安心工作。”

外劳再增长将比华人多

大马华人会变成第三大民族？

目前，华人人口有650万，是国家第二大人口，国家有逾600万名外劳（仅210万名属合法）。有人担心，外劳人数增长下去，华人有天会变成第三大人口。

“政府引进外劳，可以看到两个亮点：一个是选票，一个是经济利益。华人会否因此变成第三大人口，还真不得知而。虽然，外劳也有很多国籍和族群，不足以构成单一第二大族，但是，任何国家，不应为了选票，出卖国民利益。”廖文辉说。

林秀凌进一步表示，“人民公正党不赞成政府引进150万孟加拉外劳，不是因为担心华人人口已被外劳超越，而是廉价外劳对国内劳工有影响，以及所连带的社会成本。大马不需要更多低技术的廉价外劳。政府应注重开发与研究，提高整体劳工薪金，以拉近社会贫富悬殊为目标。”

环境压力导致不孕

关于大马华人的低生育率，值得关注的是：环境和压力因素造成的“不孕”现象，毕竟，不孕是造成少子化的因素之一。

台湾不孕症权威曾启瑞医生曾指出法，女性最适合生育的年龄从21至28岁，一旦超过35岁，卵子开始老化，受孕率低、胎儿异常率增高，每四至五人，就有一人不孕。40岁以上，不只受孕率低，流产率更高达50%。

解决不孕症，不失为提高生育率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日韩补助不孕症妇女的政策已经获得初步成果。 日本每60位新生儿中，有一位是试管宝宝；韩国2005年开始执行“部分补助试管婴儿计画”，才两年，就增加1万名试管新生儿。

在本国，政府有补贴政府医院进行不孕治疗费用，收费从5000令吉起跳，不获补贴的私立医院，至少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