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任平：符号学：怎样创造意义

符号学者与语言学者不同，语言离不开文法、意义，符号学者的兴趣在追索意义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而非意义是什么。

首先，符号不一定是文字，它可以是标志（从交通标志到电视台的标志）、图像、花朵、草木。我们的智能手机的各种功能设置（Apps），都有各自的logos, 它们的意义隐晦，也正因为隐晦，它们的意涵笼罩面可以很大。它们的作用近乎诗，诗一定要相当程度的隐藏，不然就“开口见喉”了；另一方面，诗一定要让不同的读者有相近但又相异的感受，那才耐得住咀嚼。

1930年，哲学家皮尔斯（C.S.Peirce）率先提出符号学（semiotics）这个名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对符号学花了许多工夫，并改称这门新科学为semiology。60-70年代欧洲有许多知识分子，投入符号学的研究。我们熟悉的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喜欢分析流行的颜色与服饰与大众文化；艾柯（Umberto Eco）研讨漫画，包括超人漫画与流行小说。布希亚甚至对剧场与电视符号研究出他的“沟通论述”（discourse on communication）。梅兹（Chritian Metz）则以好莱坞电影作为他的符号探索的焦点。

不仅现代艺术从符号学得到新的营养，各行各业各自从符号学那儿汲取灵感，把单纯的符号（signs）变成“能指”（signifiers）。黄作为一种颜色，变成能指的衣饰，它的“所指”（signified）是（皇室的、宗教的）尊贵（honorable/noble）。国阵的标志是蓝色作底的左右相称的天秤，蓝色背景的所指是详和，天秤的所指是公正平等。公正党的标志是炯炯巨目，它的signification是：腐败黑暗在巨眼烈照下无所遁形。民主行动党的火箭升空的党徽，它signifies 进步、探索、科学主义倾向。

不懂符号学别搞政治

符号学的厉害在于其“暗示性”（implication）：也即是联想的外延性（denotation）。左右相称的天秤是公平对待的符指/能指，是受众联想的结果，无需文字说明；火箭升空的标志是进取、探讨、追求的符指，它的科学主义却是受众联想衍生的结果。换言之，符号学可以产生外延作用因而能“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oisis）。

诗、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能借助无限衍义的力量，那将是巨大的突破。事实上，许多艺术家（包括作家、画家、电影导演……）都证明了突破的可能，攻坚的环节在暗示性。当然我们也可用美学的象征与指涉来讨论，但与影像、彩色、线条、手势、声音、动作的符号学，后者显然比美学有趣或更易懂。吴冠中的画作取角独特，屋顶全用黑像希治阁惊悚片的群鸦飞至，又像一只只大小不一的乡下黑布鞋；周梦蝶诗的禅思禅味禅境，都与暗示性密切相关。

今日的政治人物不懂符号学的市场价值，它的传播与沟通，它（通过媒体）的虚拟力量，恐怕难以在政坛立足。“虚拟构筑超真”（Simulation constructs hyper-real），政治有时是谎言，有时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有时是虚构的盛世蜃景。你连符号学的ABC都不懂，出来闯政治的江湖，你不怕毫无所得还粘上一身浆糊吗？（2016/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