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者與語言學者不同，語言離不開文法、意義，符號學者的興趣在追索意義是怎樣創造出來的，而非意義是什么。
首先，符號不一定是文字，它可以是標誌（從交通標誌到電視台的標誌）、圖像、花朵、草木。我們的智能手機的各種功能設置（Apps），都有各自的logos, 它們的意義隱晦，也正因為隱晦，它們的意涵籠罩面可以很大。它們的作用近乎詩，詩一定要相當程度的隱藏，不然就“開口見喉”了；另一方面，詩一定要讓不同的讀者有相近但又相異的感受，那才耐得住咀嚼。
1930年，哲學家皮爾斯（C.S.Peirce）率先提出符號學（semiotics）這個名詞。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對符號學花了許多工夫，並改稱這門新科學為semiology。60-70年代歐洲有許多知識分子，投入符號學的研究。我們熟悉的符號學大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喜歡分析流行的顏色與服飾與大眾文化；艾柯（Umberto Eco）研討漫畫，包括超人漫畫與流行小說。布希亞甚至對劇場與電視符號研究出他的“溝通論述”（discourse on communication）。梅茲（Chritian Metz）則以好萊塢電影作為他的符號探索的焦點。
不僅現代藝術從符號學得到新的營養，各行各業各自從符號學那兒汲取靈感，把單純的符號（signs）變成“能指”（signifiers）。黃作為一種顏色，變成能指的衣飾，它的“所指”（signified）是（皇室的、宗教的）尊貴（honorable/noble）。國陣的標誌是藍色作底的左右相稱的天秤，藍色背景的所指是詳和，天秤的所指是公正平等。公正黨的標誌是炯炯巨目，它的signification是：腐敗黑暗在巨眼烈照下無所遁形。民主行動黨的火箭升空的黨徽，它signifies 進步、探索、科學主義傾向。
不懂符號學別搞政治
符號學的厲害在于其“暗示性”（implication）：也即是聯想的外延性（denotation）。左右相稱的天秤是公平對待的符指/能指，是受眾聯想的結果，無需文字說明；火箭升空的標誌是進取、探討、追求的符指，它的科學主義卻是受眾聯想衍生的結果。換言之，符號學可以產生外延作用因而能“無限衍義”（unlimited semoisis）。
詩、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如能借助無限衍義的力量，那將是巨大的突破。事實上，許多藝術家（包括作家、畫家、電影導演……）都證明了突破的可能，攻堅的環節在暗示性。當然我們也可用美學的象征與指涉來討論，但與影像、彩色、線條、手勢、聲音、動作的符號學，后者顯然比美學有趣或更易懂。吳冠中的畫作取角獨特，屋頂全用黑像希治閣驚悚片的群鴉飛至，又像一隻隻大小不一的鄉下黑布鞋；周夢蝶詩的禪思禪味禪境，都與暗示性密切相關。
今日的政治人物不懂符號學的市場價值，它的傳播與溝通，它（通過媒體）的虛擬力量，恐怕難以在政壇立足。“虛擬構築超真”（Simulation constructs hyper-real），政治有時是謊言，有時是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有時是虛構的盛世蜃景。你連符號學的ABC都不懂，出來闖政治的江湖，你不怕毫無所得還粘上一身漿糊嗎？（2016/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