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涂素燕
攝影：盧淑敏
林超良和妻子，19年前從西馬到東馬領養一個甫出世男嬰。
由于不知道領養孩子要向法庭申請，他們通過一個護士，辦理“報生紙”和“領養手續”后，就把兒子帶回家，多年來當親生孩子撫育。
沒料到，兒子12歲申請大馬卡時，國民登記局發現報生紙是偽造的，沒收了他的報生紙。
兒子從此連報生紙都沒有，沒有紅登記（永久居留權），沒有公民權，成了所謂的“太空人”。
當年雖然申請不到大馬卡，但他順利的唸完中小學。現在，他申請到大學，卻因沒有大馬卡，被擋在門外。
林超良和妻子婚后多年膝下無子。
19年前，他們在朋友介紹下，從西馬千里迢迢到東馬領養一個男嬰。
仲介人是一個護士，對方說可以為他們辦理報生紙，而且資料欄目可以填寫他和妻子的名字。
他們以為這樣就完成領養手續，便帶著孩子和報生紙回西馬。
兒子到了入學年齡時用這張報生紙報名入學，沒有任何問題。
兒子11歲時，他們一家要到泰國遊玩，也為兒子申請到國際護照。
林超良說：“我以為國際護照也申請到，證明報生紙沒有問題。”
直到兒子12歲申請大馬卡，布城國民登記局官員說他的孩子在沙巴出生，必須到沙巴辦理大馬卡。
沒想到沙巴登記局從資料庫里找不到吻合他兒子的資料，指報生紙是偽造的，沒收了報生紙，要他們重新申請。
那時起，他奔走往返東西馬無數趟，同時到處托人，給孩子申請報生紙，要為兒子討一個公民身份。
這些年來，花了多少錢，已無從計算。
“登記局要我重辦手績，要宣誓、要學校的信、需要找一位天猛公（Temenggung）作證、要我去面試、要我太太去面試。”
東西馬奔波
布城國民登記局要他們到沙巴登記局辦手續，沙巴登記局又把他們推回西馬。
“他們不是一次性告訴我需要什么資料，而是每次我交上一樣資料，才跟我說還需要另一項資料。”
儘管如此，他和妻子依然遵照各單位要求，完成系列程序、交上對方要求的所有資料，最后對方卻告訴他，必須找出孩子的親生父母。
他甚至摸上內政部辦公室大門兩次，對方告訴他，他們的申請未交到內政部。
他回到兒子出世的醫院，嘗試找回那位幫他們辦手續的護士，及詢問兒子親生母親的資料。
“不過醫院當時沒電腦化，事情過了這么久，已經找不到記錄。那個護士不在醫院了，以前我們見到她時，她已是有點年紀的人。”
他說，已經過了19年，根本找不到兒子的親生父母。
當年雖申請不到大馬卡，但兒子還是順利唸完中小學。
現在，嚴重問題來了。兒子考上大學，到大學登記時，校方發現他沒有身分證，不讓入學。
身世被揭飽受同學嘲諷
林超良和妻子，本來打算等兒子成年，才告訴兒子他的身世。
但為兒子申請報生紙的過程一再受刁難，能夠做的他都盡力做了，無計可施下只好向民政公民權特別專案小組救助，及接受媒體採訪借助輿論力量。
去年年尾，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出孩子身世。
雖然他沒有正面上鏡，也沒有提到兒子名字，不過，兒子的朋友看到報導，認出了他，把報導拿給兒子看。
兒子看了沒有主動探問父母，但他們覺得事到如今，唯有順隨情勢，敞開心房跟孩子談論這件事。
這一天，他帶著兒子，一起來到民政大廈會見拿督劉開強及接受採訪。
記者問他們，是否介意談過去的事？領養的事公開后，會影響他們嗎？
只想要一張身分證
林超良在兒子身邊直言：“我們不知道孩子內心真正想法。但目前還是跟以前一樣，沒有影響。”
眼前的青年，反而落落大方接話：“不介意，現在我只希望有一張身分證，可以讀書和工作。”
記者擔心寫出他的名字，他會面對許多壓力。
他說：“肯定會有壓力，不過習慣了。 ”
父親一臉無奈笑說：“他叫林國慶，同學知道他沒有大馬卡，都叫他‘外勞慶’。”
許多剛認識他的人，會對他指指點點，“每年新學年開課，第一次同班的同學，都喜歡竊語：‘那個沒有大馬卡的就是他囉！’”
朋友也經常問他：“你什么時候才申請到大馬卡？”
他總是答道：“申請著，申請著。”
案例麻煩錯過辦領養程序
記者在本系列採訪的幾個案例，都是沒有馬來西亞公民權的“本地人”，不過，他們至少都有我國永久居留權。
而國慶，連報生紙都沒有，我國國民登記局的資料庫里，完全沒有他的任何資料。
林超良望著兒子說：“他現在是太空人。”
當天陪同在場的劉開強沉重的告訴記者：“他的案例很麻煩，而且他已錯過領養的機會。”
劉開強是民政黨公共服務及投訴部主任。
他表示自己會到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了解情況，幫國慶爭取入學的機會。
他也會咨詢內政部和國民登記局總監，以協助國慶補辦報生紙。
“在我的角度來看，大專教育的宗旨是培育人才，身分證是其次。孩子是無辜的，不管小學還是大學，校方應該給他們機會升學。”
記者問國慶，是否有心理準備，萬一進大學無望？有什么替代計劃？
他冷靜地回應：“心理準備肯定有的。但就算有替代計劃，也不可能實行，開店做生意也不可以，什么都做不到。”
沒大馬卡大學上不了
林國慶12歲申請大馬卡時，有關當局才發現他的報生紙是偽造的。
這之前，他以報生紙順利報讀小學，並升上中學。
雖然后來報生紙被沒收，無法申辦大馬卡，校方還是讓他照常上學。
他唸的是雙軌制獨中，考統考和大馬教育文憑時，校方給他辦了一張證明書，證實他的身分，讓他參加考試。
目前他申請到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卻因為沒有身分證不能入學。
大學于二月已經開課，校方表示，如果他在兩三年內，可以申請到身分證，大學可以保留他的學位。
不過林超良認為，他們在這段期間辦到大馬卡的機會渺茫。
他說：“我們也申請拉曼學院，我覺得這是馬華辦的大學，有政治背景可能有辦法，對方卻表示需要召開理事會討論，也坦白告訴我幾率很低。”
沒身分甚麼都不能做
調侃兒連外勞都不如
人的價值，不應該由一張身分證或一個公民權來定義。
但是這種漂亮的說法，可能只是說話的人自我感覺良好。
一個沒有報生紙、沒有公民權的人，他們在生活上有面對多少困逼、那種被社會逼得寸步難移的處境，如果不是身歷其境，永遠不可能理解。
林超良多次說自己的兒子，比外勞還慘。
許多外勞也許是被逼遠走他鄉求生，被剝削欺壓的一群，“但外勞還可以辦銀行戶口、我兒子不可以。”
現在他無法進大學、不能考駕照、不能注冊成為手機用戶、沒有國際護照，將來也沒有就業、注冊結婚、成立公司等基本人權。
“他沒有任何身分，連自由活動的權利都沒有，現在我最怕的是他遇到警察，警察查身分。”說完后他趕緊觸摸桌子說“touch wood”（大吉利是），國慶也不約而同說了這句話。
生活諸多阻撓不言棄
除了沒有報生紙和大馬卡，國慶的成長過程跟一般同齡青少年一樣。
在家庭的關愛下長大，現在享受著青春期，對未來的人生有許多規劃和期許。
喜愛籃球的他，目前是位州級籃球裁判。
他告訴記者：“本來打算考國家級裁判資格，但沒有身分證不能考。”
這段期間，他不能上學也不能打工，日常都跟朋友打球喝茶，有時去當球賽裁判賺點零用錢。
另一方面，自己也跟進申辦報生紙和公民權的一些手續，以減輕父親的負擔。
記者問他，為什么選擇念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
聽到這個問題，他首次露出輕鬆笑容，說道：“這是新的大學，可以成為第一屆學生。我爸爸說第一屆畢業生的名字會印在橫幅掛起來，將來我可以帶自己的孩子回大學，讓他看看我的名字，多么威風。”
後記
擔心留下他不知怎辦
跟林超良父子做過專訪后，記者撥電給林超良確認一些細節。
電話中，我們又談起國慶的情況和未來。
他告訴記者：“以前我們不敢告訴他（指國慶是養子的事），是擔心他還小，知道自己的身世會自卑，過后又怕他到了叛逆期會接受不了。”
當國慶知道自己進不了大學時，非常失望和陷入低潮，“那時候我們更加不敢說。”
他說，國慶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很難過。
接受現實
“我告訴他，這也沒辦法，事實就是這樣，這么多年來，他也知道我們怎么對他。他還有一個弟弟，我們對他跟對他弟弟沒有任何差別心。”
國慶有一個小他兩歲的弟弟，是林超良跟妻子的親生孩子。
他認為，從那天接受訪問時國慶的反應看來，他應該接受現實了。
記者聽了心頭也一陣酸。想起那天訪問時，國慶的沉著，問道：“這孩子應該很早熟，是嗎？”
他卻坦誠道出一位父親的心聲：“我不知道，在父母的心目中，孩子永遠都是孩子，沒有所謂成熟不成熟的。”
訪問過程和電話中，他多次提到自己年紀不小了，今天不知明日事，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幫孩子申請到報生紙和公民權。
他說，兒子不能讀書、不能工作、沒有銀行戶口，就算他留下遺產給他，他也繼承不了。
“現在我們還能照顧他，我們走以后，留下他一個人怎么辦？”
現在他已經無頭緒了，不知道怎樣才可以幫到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