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室．澳洲洋人摄猎亚洲影坛

特约：子若
摄影：陈梓健

自1983年被台湾电影导演杨德昌惊天发现，并请杜可风为电影《海滩的一天》掌镜后，杜可风便凭著这个契机成了日后中文电影世界里最为炙手可热的摄影师。

上世纪90年代，他参与过中文电影里的重头戏，《阿飞正传》（1990）、《重庆森林》（1994）、《堕落天使》（1995）、《风月》（1996）、《春光乍泄》（1997）、《英雄》（2002）、《2046》（2004）、《饺子》（2004），合作过的导演包括：王家卫、陈凯歌、张艺谋、关锦鹏、陈可辛、刘伟强、麦兆辉、陈果等中文电影的大咖，名副其实是“名导的御用摄影师“。

在电影颁奖台上，他更是载誉无数，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7次，亦曾凭著《东邪西毒》（1994）及《花样年华》（2000），先后在世界两大影展，即威尼斯电影节及康城影展抱走摄影奖项，蜚声国际，早已奠定他在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摄影系学生必探讨的摄影师个案。

由他掌镜的电影画面从来都不辜负观众对他的期待，每一次都带来视觉冲击，叫人惊艳。久远的电影不说，为他赢得最新一座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荣誉的电影，是《踏血寻梅》（2015年上映）。

尽管这是一部惊骇香港谋杀案，但有人评论，在他的掌镜下，援交少女可以拍出美感，连血腥场面也拍出诡谲美感。这就是杜可风予人无可估量的表现力及功力。

不择手段去创作！

数个月前，杜可风为本地电影《海墘新路》掌镜，而在槟城逗留了一段日子，几乎让所有电影工作者、影评人对他趋之若鹜，好想见他一面，好想跟他取经。

作为媒体人，带着一颗好想知道“我的每一道提问，他会给出什么答案”的好奇心，跟着摄记驱车走过数百公里路，再越过槟威大桥到达那座岛屿上，只为了跟他会个面聊个天。

访谈地点安排在酒店顶楼的阳台处，那里有午后的阳光普照，也有空气里的呼呼风声，当然，不能没有白了满头满胡子的杜可风。趋前近看他的时候，他那半黑不白的眉宇间，好像深锁许多故事。

今天，我们就从他口里，而不是镜头，听他说自己的故事。整个访谈中，杯中物一直不离身，他嗜酒如命是众所周知的事，甚至不介意把酒瓶或酒杯摆在摄录机前。

他曾说过，他是个不择手段生活、创作的人，后来对我说，这个不择手段包括了努力、诚恳和无条件付出。我想，不停地与杯中物打交道，或许也就是他过著才华横溢生活的其中一个小手段吧！

面对已步入耳顺之年的他，不论用什么手段过岁月，不能否定的是，他的童年生活经历对其成长，以及后来的创作与思考方向，起著一定的影响。于是乎，这个获之不易的人物专访，就从他的孩提时代细说从头……

海像啤酒一样给我不同礼物

电影能让时光倒带，昔日事让人回到从前！坐在我跟前的这位知名摄影人，开始忆起那个坐落在悉尼郊外海滨地区的家，童年岁月是在有海浪、海风、海声的地方度过，他开心地说：“也算是在一个乐园当中呀！”

对他而言，海是一个可能性，海更是存在无限，“海的颜色那么的美，光的变化也特别多。”小小杜可风眼前那片一望无际的大海，开启了他的海海人生，他直言，海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喜欢与海有关的城市

后来，他把双脚停在曾是寂寂无名的渔港——香港，还有，他对远在欧洲数百年来与海争地的荷兰情有所钟，这一回进行摄影工作的槟城，也是个岛屿，“我喜欢跟海有关系的城市！”

除了童年居住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至深之外，每一个大时代里长大的人，都有着不一样的性格特质，他因此提起在诞生后的那个年代背景。

当时，正值20世纪二次大战（1939年至1945年）结束后不久，西方世界开始抱持乐观态度面对任何事情，并且肯定他们自己；当时序走进上世纪的60年代时，美国出现最具代表性的亚文化现象——嬉皮运动，这是一种崇尚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精神。

那个大时代环境的变迁，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坦白而言，我长大的环境其实很不错，所以，我觉得活得挺舒服的。”从那个时代背景下走过来的年轻人，“培养了他们对乐观的未来有所期待。”

“不过……”但凡有不过，就势必将有事情将要发生了咯，他笑笑说：“不过，我因为住在郊外，镇上人们的生活态度很保守，生活方式也很有规律，好比：每个周末都要进行烧烤活动……”他觉得，这样的生活之于他是沉闷的，“所以，我一定要离开！”

说走就走，为了离开他口中这个无聊的地方，他于18岁那年踏上挪威一艘货船，任甲板水手，开始长达3年的水手生涯。

在海上的日子，他见证了海无限的力量，“那是人们无法判断的。”还有，那闪烁细微的光晕变化，都让他有所想、有所悟，当他实践在电影美学里时，足以让他大放异彩，“海就像啤酒一样，给我不同的礼物。”

出生医生家庭唯我不同！

别瞧杜可风一副嬉皮笑脸爱玩闹的样子与性格，他其实出生于医生家庭，这样一个家庭给外人的既定印象是严肃而有规矩的，“爸爸是医生，几个妹妹也都是，至于为什么唯有我变成这个样子？哈哈哈！”

在开怀大笑一阵子之后，他才说道，身为家中5个孩子中的老大，无法成为医生，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只要看到血就会晕倒的人，“就连看到自己的血都会害怕的人呀！”当然原因不只有这一个。

“我呢，做人不够客观，不适合当医生。”他解释：“医生如果要替病人开刀的话，必须不把对方当作人，可我最大的问题是：我一定会把女人当作女人呀！”有些话说起来，连自己亦难以相信而笑起来，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迳自笑了起来。

至于他如何在规矩与自由之间形塑成人们眼前的杜可风，他开始追本溯源地说，家里的女人是宗教修养非常重的人，其中一个妹妹还曾经当过修女。反观，他跟爸爸和弟弟都不受宗教的束缚。

这种两极的情况恰恰让他看到一个明显的对比，通过对比因而生活比较可以取得平衡，同时，也训练他对任何事情都抱持客观的看法。至于他的信仰，他喃喃地说：“当然是创作……当然是海……，就是女人……就是啤酒！”

借由艺术获得肯定

在豪爽地说自己所思、所想、所做的事情之余，杜可风也毫不含糊地把这种在极端环境里找个中间点的方法，放诸当下纷纷扰扰的社会里。

“当下社会正发生激烈的一些事情，我们不能一味地说和平或者战争才是唯一的路线，那么，中庸是什么东西呀？”

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艺术可以起著一定的作用，“艺术可以给到人们不同的可能性，它有能力把平常不会一起往来的人，提供可以相互交流的机会。”他指出，教育与艺术起著领头作用，经济就会随之跟着走。

“我们必须努力去做所谓艺术的作品，像这一部电影《海墘新路》，分享的是一个小圈圈人们的喜怒哀乐，让观众了解到戏中人可能跟你不一样，可是，他们是你的邻居、是你每天都必须接触的人事物。”

尽管他对艺术是否能起到绝对的作用，并非抱着百分百肯定的说法，但他依然坚定地认为，创作空间可以走到一些政治做不到的东西。

他以K-POP韩国流行音乐为例，指它是属于柔性艺术的表现方式，普罗大众却通过K-POP给韩国这个国家相当多的肯定，“这就是艺术可以做的事。”

不谙福建话不觉有距离

毫无疑问，文艺创作在未来可以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杜可风强调，任何创作都需要强化其特点，“我们要用自己的语言和观念，以创作出一些别人可以感受到的特点。”

他再一次以《海墘新路》作为例子，尽管电影以福建方言为沟通媒介，但它或许可以挑起那些只谙马来文的观众的激情，萌发起做艺术这件事的念头，“这就是对了！”

这部电影的特点是“方言”，作为一个不谙福建话的白人，他一点都不觉得有距离感，他指出，恰恰是“方言“成了人们对这部电影产生亲切感的精髓之处。

“好比，唐诗若是以华语唸出来是没有意思的；反之，采用广东话、福建话或是上海话来念，就能感觉到它的味道，也就是其特点所在跟所有。”

“一样呀，现在我在跟你讲华语，那是跟讲英语的我不一样的呀！”不管说的是什么话，他说，语言是作为一个人进行思考、传达自己，以及跟他人来往的重要媒介，那是一个人独有的特征，“一旦这个特点消失了，那就不是你了啊！”

“不过，尽管你是你，但必须包容在你这一边的人，可能是个穆斯林，另一边则或许是个老外， 这才是正常的生活！”这就是他一路走来实践自由精神可贵的地方，我们需要拥抱个人特点，也包容他人的特色。

曾经以水手身份周游列国的他，更是了解语言是多么重要的桥梁。正因为如此，他结束水手生活后，曾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修读中文和中国文学。

但因为钱不够用，辗转去到了台湾，而且来得正是时候，正值台湾新电影崛起的好时代，他开始当起摄影助理，接触影像作品、纪录片等等，并于一个机缘巧合下，得以认识了导演杨德昌。

在没有任何拍摄长片经验的情况下，杨导跟另一位合伙人张艾嘉大胆地起用他作为《海滩的一天》的摄影指导。结果，这个初生之犊凭著这部电影，获得1983年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既然有人赏识与提拔，他从此在电影圈里过著像疾风的飞扬生涯！

后记：视一切虚名为无

当年香港大学的中文老师给他取名为“杜可风”，是为了鼓励他，“给了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励，但我不是杜可风，他无父无母……我是Christopher Doyle！”

他指著无味无色在流动中的空气（风），“你看，那风一直在旋转，这才是可风！他存在于每个人的幻想当中，正因为如此，给了杜可风许多可能，我很喜欢这个人的存在。”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撑得起这个名字！”他自言仍未做到那个地步，尽管他在人们的眼里是“大师”、是“金牌”、是“第一”……但他视一切虚名为无，“我还有40年的时间去做好这事！”

（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