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客室．澳洲洋人攝獵亞洲影壇

特約：子若
攝影：陳梓健

自1983年被台灣電影導演楊德昌驚天發現，並請杜可風為電影《海灘的一天》掌鏡后，杜可風便憑著這個契機成了日后中文電影世界裡最為炙手可熱的攝影師。

上世紀90年代，他參與過中文電影裡的重頭戲，《阿飛正傳》（1990）、《重慶森林》（1994）、《墮落天使》（1995）、《風月》（1996）、《春光乍洩》（1997）、《英雄》（2002）、《2046》（2004）、《餃子》（2004），合作過的導演包括：王家衛、陳凱歌、張藝謀、關錦鵬、陳可辛、劉偉強、麥兆輝、陳果等中文電影的大咖，名副其實是“名導的御用攝影師“。

在電影頒獎台上，他更是載譽無數，贏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獎7次，亦曾憑著《東邪西毒》（1994）及《花樣年華》（2000），先后在世界兩大影展，即威尼斯電影節及康城影展抱走攝影獎項，蜚聲國際，早已奠定他在業內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攝影系學生必探討的攝影師個案。

由他掌鏡的電影畫面從來都不辜負觀眾對他的期待，每一次都帶來視覺衝擊，叫人驚艷。久遠的電影不說，為他贏得最新一座香港金像獎最佳攝影榮譽的電影，是《踏血尋梅》（2015年上映）。

儘管這是一部驚駭香港謀殺案，但有人評論，在他的掌鏡下，援交少女可以拍出美感，連血腥場面也拍出詭譎美感。這就是杜可風予人無可估量的表現力及功力。

不擇手段去創作！

數個月前，杜可風為本地電影《海墘新路》掌鏡，而在檳城逗留了一段日子，幾乎讓所有電影工作者、影評人對他趨之若鶩，好想見他一面，好想跟他取經。

作為媒體人，帶著一顆好想知道“我的每一道提問，他會給出什麼答案”的好奇心，跟著攝記驅車走過數百公里路，再越過檳威大橋到達那座島嶼上，只為了跟他會個面聊個天。

訪談地點安排在酒店頂樓的陽台處，那裡有午后的陽光普照，也有空氣裡的呼呼風聲，當然，不能沒有白了滿頭滿鬍子的杜可風。趨前近看他的時候，他那半黑不白的眉宇間，好像深鎖許多故事。

今天，我們就從他口裡，而不是鏡頭，聽他說自己的故事。整個訪談中，杯中物一直不離身，他嗜酒如命是眾所周知的事，甚至不介意把酒瓶或酒杯擺在攝錄機前。

他曾說過，他是個不擇手段生活、創作的人，后來對我說，這個不擇手段包括了努力、誠懇和無條件付出。我想，不停地與杯中物打交道，或許也就是他過著才華橫溢生活的其中一個小手段吧！

面對已步入耳順之年的他，不論用什麼手段過歲月，不能否定的是，他的童年生活經歷對其成長，以及后來的創作與思考方向，起著一定的影響。于是乎，這個獲之不易的人物專訪，就從他的孩提時代細說從頭……

海像啤酒一樣給我不同禮物

電影能讓時光倒帶，昔日事讓人回到從前！坐在我跟前的這位知名攝影人，開始憶起那個坐落在悉尼郊外海濱地區的家，童年歲月是在有海浪、海風、海聲的地方度過，他開心地說：“也算是在一個樂園當中呀！”

對他而言，海是一個可能性，海更是存在無限，“海的顏色那麼的美，光的變化也特別多。”小小杜可風眼前那片一望無際的大海，開啟了他的海海人生，他直言，海對他的影響特別大。

喜歡與海有關的城市

后來，他把雙腳停在曾是寂寂無名的漁港——香港，還有，他對遠在歐洲數百年來與海爭地的荷蘭情有所鍾，這一回進行攝影工作的檳城，也是個島嶼，“我喜歡跟海有關係的城市！”

除了童年居住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影響至深之外，每一個大時代裡長大的人，都有著不一樣的性格特質，他因此提起在誕生后的那個年代背景。

當時，正值20世紀二次大戰（1939年至1945年）結束后不久，西方世界開始抱持樂觀態度面對任何事情，並且肯定他們自己；當時序走進上世紀的60年代時，美國出現最具代表性的亞文化現象——嬉皮運動，這是一種崇尚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精神。

那個大時代環境的變遷，給他帶來一定的影響，“坦白而言，我長大的環境其實很不錯，所以，我覺得活得挺舒服的。”從那個時代背景下走過來的年輕人，“培養了他們對樂觀的未來有所期待。”

“不過……”但凡有不過，就勢必將有事情將要發生了咯，他笑笑說：“不過，我因為住在郊外，鎮上人們的生活態度很保守，生活方式也很有規律，好比：每個週末都要進行燒烤活動……”他覺得，這樣的生活之于他是沉悶的，“所以，我一定要離開！”

說走就走，為了離開他口中這個無聊的地方，他于18歲那年踏上挪威一艘貨船，任甲板水手，開始長達3年的水手生涯。

在海上的日子，他見證了海無限的力量，“那是人們無法判斷的。”還有，那閃爍細微的光暈變化，都讓他有所想、有所悟，當他實踐在電影美學裡時，足以讓他大放異彩，“海就像啤酒一樣，給我不同的禮物。”

出生醫生家庭唯我不同！

別瞧杜可風一副嬉皮笑臉愛玩鬧的樣子與性格，他其實出生于醫生家庭，這樣一個家庭給外人的既定印象是嚴肅而有規矩的，“爸爸是醫生，幾個妹妹也都是，至于為什麼唯有我變成這個樣子？哈哈哈！”

在開懷大笑一陣子之后，他才說道，身為家中5個孩子中的老大，無法成為醫生，那是因為他是一個只要看到血就會暈倒的人，“就連看到自己的血都會害怕的人呀！”當然原因不只有這一個。

“我呢，做人不夠客觀，不適合當醫生。”他解釋：“醫生如果要替病人開刀的話，必須不把對方當作人，可我最大的問題是：我一定會把女人當作女人呀！”有些話說起來，連自己亦難以相信而笑起來，他說完這句話之后，逕自笑了起來。

至于他如何在規矩與自由之間形塑成人們眼前的杜可風，他開始追本溯源地說，家裡的女人是宗教修養非常重的人，其中一個妹妹還曾經當過修女。反觀，他跟爸爸和弟弟都不受宗教的束縛。

這種兩極的情況恰恰讓他看到一個明顯的對比，通過對比因而生活比較可以取得平衡，同時，也訓練他對任何事情都抱持客觀的看法。至于他的信仰，他喃喃地說：“當然是創作……當然是海……，就是女人……就是啤酒！”

借由藝術獲得肯定

在豪爽地說自己所思、所想、所做的事情之餘，杜可風也毫不含糊地把這種在極端環境裡找個中間點的方法，放諸當下紛紛擾擾的社會裡。

“當下社會正發生激烈的一些事情，我們不能一味地說和平或者戰爭才是唯一的路線，那麼，中庸是什麼東西呀？”

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他認為，藝術可以起著一定的作用，“藝術可以給到人們不同的可能性，它有能力把平常不會一起往來的人，提供可以相互交流的機會。”他指出，教育與藝術起著領頭作用，經濟就會隨之跟著走。

“我們必須努力去做所謂藝術的作品，像這一部電影《海墘新路》，分享的是一個小圈圈人們的喜怒哀樂，讓觀眾瞭解到戲中人可能跟你不一樣，可是，他們是你的鄰居、是你每天都必須接觸的人事物。”

儘管他對藝術是否能起到絕對的作用，並非抱著百分百肯定的說法，但他依然堅定地認為，創作空間可以走到一些政治做不到的東西。

他以K-POP韓國流行音樂為例，指它是屬于柔性藝術的表現方式，普羅大眾卻通過K-POP給韓國這個國家相當多的肯定，“這就是藝術可以做的事。”

不諳福建話不覺有距離

毫無疑問，文藝創作在未來可以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杜可風強調，任何創作都需要強化其特點，“我們要用自己的語言和觀念，以創作出一些別人可以感受到的特點。”

他再一次以《海墘新路》作為例子，儘管電影以福建方言為溝通媒介，但它或許可以挑起那些只諳馬來文的觀眾的激情，萌發起做藝術這件事的念頭，“這就是對了！”

這部電影的特點是“方言”，作為一個不諳福建話的白人，他一點都不覺得有距離感，他指出，恰恰是“方言“成了人們對這部電影產生親切感的精髓之處。

“好比，唐詩若是以華語唸出來是沒有意思的；反之，採用廣東話、福建話或是上海話來念，就能感覺到它的味道，也就是其特點所在跟所有。”

“一樣呀，現在我在跟你講華語，那是跟講英語的我不一樣的呀！”不管說的是什麼話，他說，語言是作為一個人進行思考、傳達自己，以及跟他人來往的重要媒介，那是一個人獨有的特徵，“一旦這個特點消失了，那就不是你了啊！”

“不過，儘管你是你，但必須包容在你這一邊的人，可能是個穆斯林，另一邊則或許是個老外， 這才是正常的生活！”這就是他一路走來實踐自由精神可貴的地方，我們需要擁抱個人特點，也包容他人的特色。

曾經以水手身份周游列國的他，更是瞭解語言是多麼重要的橋樑。正因為如此，他結束水手生活后，曾到了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修讀中文和中國文學。

但因為錢不夠用，輾轉去到了台灣，而且來得正是時候，正值台灣新電影崛起的好時代，他開始當起攝影助理，接觸影像作品、紀錄片等等，並于一個機緣巧合下，得以認識了導演楊德昌。

在沒有任何拍攝長片經驗的情況下，楊導跟另一位合夥人張艾嘉大膽地起用他作為《海灘的一天》的攝影指導。結果，這個初生之犢憑著這部電影，獲得1983年亞太影展最佳攝影獎。既然有人賞識與提拔，他從此在電影圈裡過著像疾風的飛揚生涯！

后記：視一切虛名為無

當年香港大學的中文老師給他取名為“杜可風”，是為了鼓勵他，“給了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勵，但我不是杜可風，他無父無母……我是Christopher Doyle！”

他指著無味無色在流動中的空氣（風），“你看，那風一直在旋轉，這才是可風！他存在于每個人的幻想當中，正因為如此，給了杜可風許多可能，我很喜歡這個人的存在。”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撐得起這個名字！”他自言仍未做到那個地步，儘管他在人們的眼裡是“大師”、是“金牌”、是“第一”……但他視一切虛名為無，“我還有40年的時間去做好這事！”

（下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