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文人學士的地位極其卑微。元蒙根據不同職業的性質，把人民分為十級，儒生與知識分子排在第九，地位甚至不如排在第八的娼妓，僅比排在最后的乞丐稍勝。尚武而又精于騎術的蒙古人，視讀書人為社會寄生蟲。
宋朝覆亡，文人士大夫一夜之間成了異鄉人，在自己的國家裡流放。他們愈是被殘酷的邊緣化，對故土的眷戀則愈深。文人改作小令、散套、雜劇，延續文學慧命；畫家則從蘇軾、米芾、董源、巨然尋找根源，他們筆下的山水草木多從歷史裡捕捉原貌，是德瑟爾多（de Certeau）提的“記憶的藝術”。元朝漢人畫家對唐、五代、北宋的迷執，是文化鄉愁的寄寓，故土因為被緬懷而得以重建。一切都靠信念，一切都在潛意識裏進行。
身為孤臣孽子，能做的是保護自己人格之完整，以山水花草蟲魚表達自己對傳統的傾慕。我們這一代人，在研究元代文人畫作不可忽略畫中一角，字跡漫漶的題詩。這些詩作的意義與古代的知識分子相應和，其歷史可以追溯到陶潛的退隱與潔身自愛，屈靈均的離騷天問的抒情諷喻的脈絡去。
用名字表達效忠
像鄭思肖（1241-1318）的蘭花，即與屈原的蘭芷遙相呼應，像喻貞潔自持。鄭思肖筆下的蘭花沒有根莖，其喻意呼之欲出。蒙古人沒有發覺鄭在畫作的微妙安排，一方面他們的文化敏感度不夠，另一方面是他們蔑視文人畫家，儒生對帝國政權不可能有任何威脅。鄭思肖這個名字，細審是“鄭思趙”，“趙”是宋皇室姓氏，大家不難看出其中蹊蹺：鄭用名字表達了他對宋室的效忠。
鄭在畫右側的題詩：“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開鼻孔/滿天浮動古馨香”。詩本身無甚足觀。羲皇上人指的正是自我放逐、拒絕與俗浮沉的陶潛；“古馨香”是古代讀書人的整體氛圍，香氣氤氳是美好的集體記憶。用德勒茲（Deleuze）與迦達裡（Guattari）的說法，那是“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之后的“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
再來提大名鼎鼎的錢選，可惜我沒有足夠的篇幅談他色彩繽紛的畫作，只能論其《秋瓜圖》。該畫以綠色為淡彩，偌大的西瓜襯以愈來愈小的葉片，還有瓜的捲鬚。碩大的甜瓜是眼前的現實，愈往后趨的葉瓣則顏色更見素淨，它們構成一個與深色西瓜不一樣的恬淡世界；區隔是避免同化。手法極其隱蔽。
《秋瓜圖》的題詩較雅：“金流石爍汗如雨/削入冰盤氣似秋/寫向小窗醒醉酒/東陵閑說故秦侯”，秦侯的用典顯然別有深意。秦侯召平于秦亡后退隱東門耕田種瓜，人皆稱“東陵瓜”，后人提東陵瓜都知道秦侯的故事。錢選畫瓜不忘提秦侯召平，正是要大家莫忘家國。物質記憶（material memory）可以有它于政治的、文化的指涉。
港台的文人作家面對大陸，如何抗拒或接受這個同文同種而又碩大無朋的“他者”（the Other）？馬華文學處于邊緣多年，我們的作家詩人怎樣反映這局面？除了緬懷，除了內心放逐，除了離心書寫（centrifugal writings），還可能用其他書寫方式重建中心嗎？（2016/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