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于1918年結束，戰爭留下殘垣廢墟。接下來是戰后的城市修復與重建。如雨后春筍冒出來的是以玻璃鑲嵌為牆壁，亮麗奪目的邁斯型長方建築，德國的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紅透半邊天，他的建築理念，塑造了全世界許多大都會的基本面貌。
上個世紀從50年代到90年代，其他的建築大師像貝聿銘，走的同樣是邁斯風格：鋼筋玻璃屋路線。他們用的是同一種現代建築語言。
邁斯的“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建築概念，甚至成為一種美學準則，侵入到各種藝術去，文學出現了“極簡主義”（minimalism）。用鋼筋支撐的玻璃建築物裡頭用鋼、鐵、鋁與其他金屬撐起來的空間，既疏離又冷漠，黑白灰的色彩有一種“去人間化”的效應，保安人員遠近的監視，那種敵意令人難以忍受，更無法久留。這類玻璃建築不是政府大廈就是銀行總部，它們共同揮發出來“拒人千里之外”的嚴竣能量，無形之中（無意之間）沖淡了政府與金融機構力圖營造的親民氣氛。
長方形的玻璃屋線條干淨俐落，陽光下熠熠生輝，晚間燈光亮閃，高貴豪華，視覺形象十分討好。玻璃落地窗採光度高，而採光的需要可用帷幕的料子、顏色、厚度調整。
邁斯的大師級對手是美國的范裘利（Robert Venturi 1925-)，他不認同邁斯的“少即是多”，直言：“少即沉悶”（Less is a bore）。他不走玻璃鑲殼長方體那種“國際風格”，范裘利為建築物帶進更多的有機原素。室內外的裝飾效果不容忽視。他在1966年出版《建築的複雜性與矛盾性》（Th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打開了后現代主義建築學的門戶。
范裘利質疑邁斯“一貫簡潔可以構成充分的美”的信念，他憑藉個人智慧與創造力，玩弄建築美學的規則性，用嬉戲方式處理嚴肅的象征性。范裘利強調機巧也重視裝飾，追求並營造的是建築的多樣多元，異質與變化。
予人岌岌可危錯覺
Mies是功能主義，簡單好看實用；Venturi以各種歷史裝飾增強視覺美感，包括內部裝潢的美感傳遞。他在建築方面的“后現代實驗”很快便影響了文學、戲劇及其他藝術的方向。
當然后現代主義在不同藝術也各有側重，后現代文學包括女性主義與解構主義，可后現代建築不可能有女權之爭，也不能“解構”（deconstruct）到人住在大廈裡面，半夜卻掉到大廈外面去。不過有些后現代解構主義建築，確實予人岌岌可危的錯覺。見附圖。
在相當程度上，建築也可以用上文學的隱喻、對比、襯托、意象，甚至象征系統。文學作品主題無需清晰易辨，建築作品亦然。文學把各種矛盾因素，冶于一爐，因此豐富；建築亦可海納各種元素，沙拉拼盤，和諧共處。
大都會不僅反映人口的多元，也反映思想的多元，創造的多元。建築外觀與內在設計不同的高樓大廈，在同一條街道上出現，證明了文化多元共生的可能性與可操作性。